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57节

　　“你把分土地认为是我们中国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执行办法，这样的理解倒也不能说错。但事实上，我们党内的多数人并不认为分土地这件事代表着共产主义，这只不过是基于现实情况的折中办法。我们同志认为，中国的社会太落后了，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封建压迫下，要把中国社会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来是没法一蹴而就的，必须按部就班的进行发展。考虑到封建土地剥削还广泛存在的情况，我们中国的共产党人首要任务还是把群众从这样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分给他们土地等生产资料。

　　至于你说的个人所持有的照相机、银元和香烟等物品，它们并不属于生产资料的范畴，除了少数犯下极端恶行而被剥夺个人财产的恶霸，我们并不对个人的生活物资和正常赚取的财产进行重新划分。这并不是对外国人的专门优待，你们在绥远去到的乡镇不少，应该有见到不少走街串户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像他们这种小生意人，我们也是鼓励和支持的。城里商铺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它们之所以看起来萧条了许多，除了因为灾荒年月百姓付不起这样的花销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哪些国民党军阀和官僚强取豪夺来的财产，我们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才能对其进行重新梳理，而这项工作是被放在更加要紧的水利工程建设的后面的。”

　　文济民给斯诺详细地分析道。对于他在这方面的问题，文济民在长期的工作中早已有了答案。事实上，针对个人财产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早在井岗山斗争的时期就已经有了不少争论，还是李德胜给出了文济民回答中的这种观点作为结论，得根据地的工作定下了方向，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解放后的城镇在商业上的繁荣。

第175章

埃德加·斯诺与文济民的交谈持续了很久，与他同行的路易·艾黎、托德工程师和英格拉姆医生等人虽然耐心又好奇地听了一会他对文济民这位新奇的中国官员的采访，但当采访的话题逐渐深入时，他们便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结伴先去找厨师看看今天中午的午饭是什么。在时长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埃德加·斯诺还有些意犹未尽，文济民却因为通讯员小姚到来时传递的消息，被新的工作缠了上来。

　　于是，文济民推辞了斯诺一起吃饭的邀请，在和他约定好在他完成这次考察采访后的专门告别后，便准备转身离去，奔赴下一个工作的地方。文济民在离开前这最后的交谈中，竟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有趣消息，不得不多停留了一会。

　　“你说在完成对绥远的考察后，你们会去沈阳采访张学良？”文济民好奇地问道。

　　“如果计划中的事不出什么变化的话，我们确实有这项行程安排。不过，按照我从上海到绥远的路上得到的消息，张学良将军恐怕并不满足于他在关外的地盘，很快要加入常凯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中来。以战争中频繁传出的小道消息来看，他和常的胜利已经可以预见，或许我们之后不必到沈阳去，只要在北平或天津就能完成对他的采访了。”

　　斯诺对这件事再次确认。他们报社早有对张学良进行采访的计划，毕竟，作为当下能够主宰中国这片土地的几个统治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张学良算是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人物，即便在国外的报刊读者群体中也属于有噱头的报道对象。

　　“既然真是这样，那就要麻烦斯诺先生你替我们土共给他带去问候了。过去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土共同他打的交道就不少，合作得也还算愉快，只是最后他投向了常委员长那边，干起了反赤剿匪的买卖，迫使我们的同志不得不从他那里撤走。

　　如今他率领东北军入关，和我们土共又有了打交道的新机会，也不知道会是摩擦还是友好。不过，不论中间有多少波折，我们土共还是希望能和张学良将军握手言和。度尽劫尽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

　　文济民听到斯诺的确认后，先是给他概述了土共与张学良的过往，随后托他带去问候——在常凯申和日本这两个直接威胁的影响下，土共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的矛盾虽然依旧存在，却还是可以在更主要的矛盾前暂且让步，携手合作。在如今红军的实力远胜历史上长征后的红军的情况下，包括文济民在内的西北局委员们并不担忧东北军的威胁，土共完全有能力对东北军以打促和，从而让张学良这个二代认清现实，土共也就能避免在应对常凯申时处于四面树敌的窘境。

　　“斯诺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根据地还有要紧的工作等待我去处理。你可以在绥远慢慢继续你的采访，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刚才那位杨立德同志，他是我们土共在这个萨拉齐镇上的镇长兼书记，负责管理这个镇的政务。

　　对了，如果你对绥远的其他地方也有兴趣，可以让杨立德带你去我们土共在绥远的省委书记苏兆征那里，由他给你安排行程。他可是我们土共中的传奇人物，你一定会对他的经历感兴趣的。”

　　文济民终于对斯诺告别，随后给他安排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寻求帮助的办法，还特别给他提起了苏兆征这位同志。

　　“好的，谢谢你。希望我的采访不会给你们添太多麻烦，另外，我期待那位苏兆征同志的经历和你一样有趣。”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文济民这边和来采访的斯诺聊了半天，另一边，在绥远省委主持工作的苏兆征几乎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对于主持过省港大罢工的苏兆征来说，组织绥远的水利建设工作并不会更困难一些，但比起工人的集中和有组织纪律性，把习惯于原本分散自由工作状态的农民组织起来需要的工作量要多得多，特别是在土共进入绥远的时间不够长、在当地的党委和基层组织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好在因为土共在西北投入了大量组织干部力量，绥远省委总算是能有足够的人手来把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完成水利建设的工作。

　　在制定绥远水利工程建设中物资和配给这项工作上，苏兆征有得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救灾工作中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干部的鼎力支持，其中能力最为突出的，当属被他借调过来的薛木桥。

　　1927年底，薛木桥和土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一起被土共地下组织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被营救出来。在这以后，他先是随中央在上海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随后在中央大举抽调南方根据地军政干部支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作为陈德华手下的得力干将也被派了过来。

　　薛木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就被眼光毒辣的高冈要到了手下工作，参与到农村工作的管理中。随后没过多久，他就凭借在杭州车站自学的会计学等知识和天生对数字的敏感，在土共进行陕西旱灾的赈灾和组织灾民修建水利自救这些需要复杂计算的工作中再度脱颖而出，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统筹农村工作的一面旗帜。

　　苏兆征自己也是花了大力气，才从高冈那里把他调来，作为自己到绥远工作的主要帮手，而在绥远的水利工程开始后，亲眼见识到薛木桥工作效率的苏兆征顿觉自己这项决定正确无比。比起刚开始组织绥远水利建设时的混乱账目，经过薛木桥调整和指导的各种物资和津贴的账目一目了然，根据地对各种物资的调度效率也随之提升了上来。

　　“修通了这两个干渠，绥远今年的收成就有指望了。”苏兆征处理好案头的一份文件，如释重负地说道。

　　作为主持过西北革命根据地救灾工作的主要领导，他对于旱灾的持续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倘若完全没有水，不论土共做再多的努力，都不能获得哪怕微薄的收成。“我们随中央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李德胜同志常说人定胜天，可见识过陕西旱灾这样人力所不能及的天灾后，我才知道要做到人定胜天，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好在绥远虽然地处远僻，但依托着黄河这个天然的水源地，绥远的人民群众在旱灾的情况下总有一点自救的办法。”

　　“恐怕也没有那样乐观，想要保证水渠能发挥灌溉作用，我们还有要做的工作。”一旁埋身于桌案上层叠的统计资料的薛木桥抬起头来，给苏兆征这位领导泼了盆冷水，接着说道。“参考送水时现场同志从已经修通的民生渠发来的反馈和文书记后来实地考察的结果，我们可以基本确认，现阶段从黄河进入民生渠的水位很低，其送水量不容乐观。即便从宽估计，民生渠能够灌溉的土地面积恐怕也只能达到设计范围的一半，倘若黄河水位继续下降，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减少。”

　　苏兆征松弛的神经再度紧张起来，他严肃地分析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水渠建设的民工队伍中的群众的积极性必然受挫，工程进度的推进速度也会随之下降，要保证如期实现水渠的预期工程效果，我们必须保证民工队伍的工程效率。基于这个目的，我们要对群众做好足够的宣传，确保群众认识到渠口水坝与保证渠道供水效果之间的联系，尽力避免参与水利建设的群众民工队伍懈怠下来。

　　而想要提高民生渠主干水渠的送水量，我们必须要在渠口下游一点的位置另外修筑一个水坝，以提高渠口处的黄河水量，使更多的黄河水自流进入渠道中。工农渠虽然还在修筑当中，但其修通后进水量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预见。因此，我们在计算水渠工程量和完工效果的时候，必须要把渠口下游水坝考虑在内。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和人力需求还是很重的，在物资的使用上也要更加精打细算，这就要靠木桥你的本事了。”

　　“绥远旱灾的受灾群众非常多，所以民工队伍的来源不用担忧。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粮食是有限的，能在保证我们根据地里的群众不饿死的基础上抽出一部分支持水利建设就已经很困难，抽调参与水利建设的民工一多，要保证他们劳动的体力就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我是已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文济民书记反映情况，让西北局再给我们绥远这里解决一些粮食缺口。”薛木桥没有客气，听罢苏兆征的分析和托付，果断说道。“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要保证新增加的水坝工程建设中的物资供应，至少需要额外的30万斤粮，如果要留有一些余量的话，最好能另外筹集45万斤粮食。”

　　“这个数量……西北局压力很大啊！”听到了薛木桥给出的数字，苏兆征略微沉吟，叹道。在过去组织西北革命根据地救灾工作的过程中，他对西北局掌握粮食储量的情况也是有所了解的。对如今的西北局来说，即便是薛木桥按乐观估计的30万斤，也会带来极大的压力，更不要说从宽估计的45万斤粮食了，他苏兆征即便找到文济民诉苦，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拍脑袋下个决心就能解决的。犹豫了片刻，苏兆征说道。

　　“我了解西北革命根据地前段时间的粮食储备情况，这3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西北路很难拿得出来，不是找文书记诉苦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过，还是找他商量商量为好？文书记对根据地发展情况最了解，一直是根据地里消息最灵通的那位，说不定近期根据地又有新的变化，能从外面找来补上缺口的粮食呢。”

　　“希望文书记能想到法子吧。”薛木桥也一时无措，只好抱着这样的盼望。“实在没办法的话，也就只能先按原计划把工农渠再修通，期望水量充足，不需要再多修水坝了。至于民生渠的问题，也只能先拖着了……”

　　等文济民处理完小姚通知他的西北局遇到的新问题，时间已经临近傍晚。和斯诺一行人见面之前，文济民对绥远救灾情况的考察已经接近尾声，一场采访后他也算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陕西直罗镇的西北局驻地。在离开之前，文济民准备先去一趟绥远省委，和苏兆征等省委同志进行整体的交流，对考察的情况做最后的对照。

　　“在我来绥远之前，粟阎已经分别率山西支队向东发展了，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先头部队行将入关的情况下，受阎锡山控制的华北国民党统治机构已经人心惶惶，他们的行动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粟裕同志带队向河北北部行动，最突出成果是打通了与北方局的直接联系，而阎红彦同志把原本位于晋西北围绕吕梁山脉的革命根据地扩大了许多，一直向山西南部的腹地发展过去。

　　在阎锡山与张学良私下秘密媾和的消息传来后，西北局就预料到华北局势的变化，判定向东大力发展有助于缓解开拓绥远带来的粮食缺口。所以，我前面提到粟阎支队的行动，就是因为他们的成绩与绥远的问题直接相关，而其行动的直接原因就是西北局对绥远问题做的准备。按照粟阎支队的报告，在吕梁革命根据地扩大后，阎红彦同志麾下部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取了相当多余粮，在赈济山西受灾群众后仍有许多富余。从数量上来说，他们的缴获是完全足够补足绥远新增水利建设工程所造成的粮食缺口的。”

第176章

直罗镇的西北局驻地，委员们才开完会不久，通讯员小姚就推门进来，快速给文济民及会后还留在这里的刘志丹和李富春报告了新情报内容。

　　“文书记，李委员，刘委员，华北方面有新的情报。根据粟裕和阎红彦两位同志的汇报，东北军先头部队已经跨过了粟阎支队以偏师于山西五台地区设置的警戒线，正向大同方向进发，试图迂回进入山西腹地，而其向绥远行动的部队也即将进入绥远省界。”

　　这项情报虽然来得突然，但却并没有超乎文济民的预料，按照他对历史的了解和对东北军行军能力的认识，张学良麾下部队此时才越过粟阎支队的警戒线，实在称得上行动迟缓。不过，在土共在西北的势力几乎已经明牌的情况下，张学良保持如此的谨慎也不无道理。

　　就文济民所知，在冯玉祥发动的平汉线第三次攻势全面失败后，阎锡山就彻底放弃了侥幸心理，按照与张学良的秘密约定，主动命令晋绥军准备放弃平津并通电邀请西北军“和平”罢兵。随后不久，就是张学良率东北军两个军共约7万人挥师入关。在这两个军的入关东北军中，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下辖第五旅、第六旅、第二十三旅、第二十七旅和骑兵第六旅；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下辖第二旅、第四旅、第十二旅旅长、第十五旅和骑兵第五旅。

　　入关以后，张学良确认反常联军已无战心，便以东北军部队主力向南，完成了对平津及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与常凯申军隔黄河遥遥相望。与此同时，张学良又以实力较弱的偏师由河北到热河一线向山西和绥远进发，试图以尽快速度把更多的华北地区的地盘纳入掌控。可以说，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后的各种行动都表明了他的意图——他是来占便宜、摘桃子的。

　　所以可以看出，东北军入关以关后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抢在常凯申军之前吃下冯、阎联军地盘这块儿肥肉为要，并没有真正做好战斗的准备。特别是在山西和绥远方向上，张学良明知还有超过20万撤下来的西北军和晋绥军，以及在侧虎视眈眈的土共，还是只派出了不到两万人来接收，显然打的是大量收编失去战心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残部的算盘，对张学良来说，在山西、绥远方面他有便宜就赚，这支区区两万人的偏师即使在被冯阎联军残部反戈一击乃至土共出兵打击的情况下损失了一部分也不要紧。

　　相比于张学良麾下以近乎行军的速度快速接收地盘和收编冯阎联军的东北军，冯、阎联军方面则是愁云惨淡，几乎是一片树倒猢狲散的架势。阎锡山的晋绥军这边自不必说，在通过与张学良的密约保证自己下野之后仍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后，他便对晋绥军撒了手，下了不抵抗的命令后便自顾自地跑到了日本人控制的旅大，准备伺机而动，随时再出来搅动风云，其麾下的晋绥军接到命令后便都丢下了包袱，纷纷向张学良的东北军投诚。

　　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情况十分不妙，尽管土共在控制了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后没有如历史上的杨虎城一样切断西北军的后勤，甚至还以西北军留守部队的名义，出兵在豫西北打通了西北军撤退的通道。但毕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冯、阎联军在中原大战中落败的形势已定，冯玉祥只凭自己的西北军独木难支。他在发现盟友阎锡山和手下大将纷纷叛变后，终于心灰意冷，也公开宣布下野。

　　于是，追随冯玉祥到最后剩余的20多万西北军迅速风流云散。其中一部分在刘玉芬的主动邀请下退入关中，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与土共进行合作，其中就包括投奔常军后担心被清算再度反复的吉鸿昌部及孙连仲麾下通过董振堂早早与土共取得联系的季振同与高树勋部。一部分谈好了条件，被常凯申军或张学良的东北军所收编，包括实力大损的孙殿英部和与日本人暗通款曲的石友三部。

　　其余的近10万西北军部队在明知西北地盘已被土共占据回不去的情况下，并不想就以这样情形下的价钱投靠常凯申或张学良，避免被收编后作为杂牌军为常凯申在来回调用中所消耗，就选择抱团取暖，分三路撤向了当前兵力空虚的山西南部以待时局变化。其中，宋哲元率部从陕西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张自忠则是从郑州跨过黄河大桥，进入山西晋城；刘汝明的这一路则是从河南西部渑池向北突围并最终到达山西运城。

　　“这个张学良，胆子还是很大的嘛！在明知西北地区有我们土共部队的情况下，还敢只派区区两万部队就到山西来。看来还是晋绥军已无抵抗之意的情况给了他这个胆子，我们西北革命根据地要生存和发展，向东拓展是必然的要求，要保障这一点，就必须挡住东北军向西发展的势头。”

　　刘志丹闻言，主动说道。而同在此处的李富春作为被中央派来主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对于作战的了解不多，也只是倾听他的想法。

　　“志丹说得对，我们西北革命根据地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做好应对东北军的准备。另外，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我们打断东北军西进势头的动作必须要快，争取在这个过程中以打促和。红三方面军只有以雷霆之势消灭张学良向西发展的幻想，才能避免同时应付常凯申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原大战后虽然常凯申麾下嫡系部队损失很大，但受其控制的杂牌军数量不降反升，其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下降不多，尽管有各个南方革命根据地和新开辟的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牵制，我们还是要料敌从严，做好应对其全力出击的准备。

　　同时，红三方面军在作战中必须要注意一点，即由于阎张二人此前私下达成的密约的存在，晋绥军方面在东北军的进军和收降中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不但没有给东北军的进军造成什么阻力，还使其部队规模在沿途的收编中快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进入山西的部队虽然不多，其收编的晋绥军数量却比较大。因此，我们考虑在山西和绥远打击西进的东北军的问题时时，必须要把被收编的晋绥军考虑在内，在考虑到其扩大的规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二者之间的嫌隙，可以优先打击其中的东北军。

　　东北军的战斗力低下已经全国闻名，再加上他们那众所周知的优良装备，东北军部队对完成了整训和战斗磨练的红三方面军来说，完全是一块又一块的肥肉。等真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恐怕要为指战员们的过分积极发愁咯！”

　　虽然早已经对当前阶段的全国形势稔熟于胸，文济民在说话前还是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地图，这才斟酌地说道。相比于视角局限于西北的刘志丹，文济民在担起了统管西北这个土共的核心战略方向的重担后，视角就没有脱离全国的局势，时刻关注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全国的联系。

　　等文济民说到东北军的战斗力时，在场的刘志丹、李富春和通讯员小姚顿时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们对粟阎支队在山西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与晋绥军留守部队战斗的情况多有了解，虽说粟阎支队指战员的战斗力在红三方面军中也属上游，但其打晋绥军时略显夸张的战绩也不免让得知消息的同志们对晋绥军的战斗力估计得很低，而即便这样鱼腩的晋绥军部队，过去面对东北军也是占尽优势的……所以，想到红三方面军对阵东北军的场面，刘、李两个委员和通讯员小姚即使在文济民对战略形势的描述中有些严肃起来，却也忍不住一时纷纷失笑。

　　笑容稍歇，刘志丹这才接着说道:“文书记，我们准备集中力量打击东北军西进部队的话，是不是先向中央请示为好？”

　　“是要向中央请示一下的。军委年前才下达的指示，说要让各主力红军尽量避免运动战和集中的游击战，以分散的游击战来壮大我党的力量，如今才过去区区半年，我们就要集中起来打大仗、歼灭战了。虽然有此前对青马、宁马的歼灭战，我们红三方面军指战员打大仗的实力已经得到了锻炼，战争形势也迫使我们转变战斗的形态，但这样大的转变，可以说与军委命令的精神背道而驰，请示是必须的。”

　　文济民点点头赞同道。刘志丹是文济民很看重的陕西本地干部，所以他很是为刘志丹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提高而高兴。在西北局工作这段时间，文济民非常重视和刘志丹的交流与政治意识的潜移默化影响。要知道，在原本的历史上，刘志丹能够被“肃反”人员抓住把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他违背了土共拉队伍的要求。刘志丹在陕北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组织红军部队是放弃了吸纳革命意志坚定的贫农，反而大量吸收了素质良莠不齐的陕北“刀客”，部队纪律非常败坏，奸淫掳掠几乎全都涉及。在刘志丹如此违反红军纪律的情况下，他被陕北的其他干部“肃反”乃至差点枪毙也算是在当时几乎必然的结果了。如今刘志丹已经成为西北局委员，在党内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升他的政治意识也是文济民一直以来的心病，见他如此进步，文济民也算松了口气。

　　“以打促和。西北局的这个办法好！从全局战略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在警惕中争取张学良，以集中力量应对常凯申这个大敌。有常凯申这个共同敌人在，对张学良以打促和完全是可能的。”从红一方面军调到军委就任红军副总参谋长不久的朱云卿说道。作为坚定追随教员路线的红军干部，他在湘南起义后不久被调到了红军中参谋相关岗位上后，就在勤奋自学，刻苦钻研战略战术，同时经常深入连队，与士兵共商作战方案。

　　朱云卿的作风细致，既做到全面传达军部作出的作战方案，又能同下属干部认真研究，提出具体明确的行动细节、行军路线、宿营地点，为打胜仗作好一切必备的工作，所以，在军委按照文济民提出的建议把总参谋部进一步充实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就被调到了军委工作。

　　“要我说，西北局的这条电报有两点好。一方面是西北局没有局限于军委的指令，在制订红三方面军作战方案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提出了打大仗的思路，这是值得鼓励的；另一方面是西北局能够坚决遵守组织纪律，不擅自行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向中央请示，这更值得表扬！

　　我们从无到有地创建红军，使其区别于国内军阀部队的一个关键，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要把这个铁的纪律落到实处，必须要红军指战员有足够的自觉性和纪律性，否则的话，红军部队的军阀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革命的力量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李德胜依依不舍地碾灭了今天份额里最后的一支烟，随后严肃地说道。

　　虽然文济民这个后世来人常常在与他这个老搭档聊天时自嘲为小布尔乔亚，但他出身带来环境带来的的许多觉悟却是超过许许多多自称的“坚定的革命者”的，在党内主要领导同志们当中也不逊色于任何人。从文济民的讲述中，李德胜也了解了历史中的张国焘那样的军阀行径，此时想来，依然心有余悸。

　　“主席，那我们要怎样回西北局的这份请示电？要直接和他们表示同意，还是要再加一些别的指示？”担任总参谋长的伍豪在整理完一叠情报文件稿后，便在一旁问道。

　　“整体上就同意他们的建议好咯。不过，要专门提醒他们，不论计划如何，务必在潼关至洛阳方向上保留足够的兵力用以侦查和迟滞东面的常匪军，避免被常凯申军偷袭得手。”李德胜低头沉思片刻，接着便说道。

第177章

　　如题。 作者今天搬家，已经累到虚脱，今日无更。

第178章

　　经过了三个月的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巩固了下来，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完六大不久的文济民带着中央的任务，也匆匆返回了根据地。在正式发起对青马和宁马的打击前，以文济民为首的新任西北局委员们分头开始了各自的考察工作，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力进行摸底，从而确保进行下一步计划时更有底气。

　　文济民在出任西北局书记这一关键职务后，所负担的工作就更重了。他不但需要承担起领导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本任务，作为穿越者，他还是党的高层领导中少数有工业思维的干部，所以承担着统筹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业化建设、把其建设为土共的大后方工业基地的重任。因此，早在土共六大期间，文济民就主动向中央申请，希望军委能派出一位合适的指挥员来代替自己红三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位。

　　中央考虑到文济民的意见，又综合考察了目前党内各个高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级别，最终决定，派出了才当了几个月土共军政学校校长的黄公略担任红三方面军代司令员，政委则仍由文济民兼任，以保证部队的稳定和改编政策的连续性。在以政委的身份同新上任的黄公略对部队进行一番巡视后，文济民就把红三方面军的视察工作交给了黄公略，自己则继续去考察根据地的地方事务了。

　　在才扩建不久的榆林师范学院里，文济民和一位长衫长者边走边谈，其人便是不久前被土共总书记李守常从上海延请主持陕西教育事业的于右任。说来也巧，当初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响应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便是受到了时任土共北方局书记李守常的邀请，如今还是同样的人为革命事业再度相邀，命运的巧合也是颇为奇妙。

　　另外，于右任在西北躬耕革命事业多年，文济民在汉中时的老搭档杨虎城便与其有旧交，在靖国军局势崩塌的情况下护送其安全离开。所以文济民与于右任虽属初次见面，交谈起来也不显生疏。在陕西靖国军的革命斗争失败后，于右于任根据自己和孙中山遭受挫折的深痛教训，便决定投身教育界，培养一批有益于国家的人才。恰逢此时，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上海大学的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原任校长，请于右任出任校长，他也因此走上了发展教育事业的道路。

　　作为后世来人，文济民始终非常重视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扫盲工作，把文化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对如今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土共推翻三座大山的根本性革命，而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需要无数有文化的革命者来执行党的任务，教育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文济民在制定对根据地教育工作考察的行程时，把能够大量培养教师、扩大教育普及的师范教育放在了首位，决定首先考察榆林师范学院。

　　“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役后，丧师辱国、一蹶不振，朝野志士均认为废科举、立学校为救国要图和当务之急，遂有了中国近代学习教育的发端。清廷下诏，规定在北京设立师大学堂，又令各省将下属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其等级为：以省城之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类似大学之预科)，以府城之书院改为中学堂，中学外，得设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州县之书院改为小学堂。

　　这条诏令又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四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此七年定为义务教育；13岁入高等小学，三年毕业，中学四年毕业，师范五年毕业；并拟定各级学校章程颁布实施。以上各项措施及办法虽被慈禧太后党守旧派所阻挠，加之各省并未全力施行，却也有了近代中国各级教育学制发展和改良的基础。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重申前令，以其为基础重订学校章程，拟定了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和师范五年的新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中央设立学部，专司教育行政，又撤销各省学校，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同时，其规定于省会设学务公所，各县设劝学所，负责管理下属的各级学校。”

　　作为出身陕西三原的本地教育家，于右任不仅对宏观上的清末以来的中国教育发展源流稔熟于胸，对陕西在近代的教育发展情况同样能信手拈来。于右任如今年龄不过四十，正值工作的年富力强时期，虽然外貌看起来一副长髯长者的模样，谈起自己热爱的事业，仍是兴致勃勃。

　　“陕西省由1907年起，将关中书院改为优级师范学堂。首任监督杨开甲任职后将三原宏道书院改为宏道高等学堂，将格致实学书院改为陕西高等学堂。这些学堂初为杨宣翰筹办并首任监督，次为泾阳之周实生。在这段时间，陕西的西安、铜川、凤翔、榆林、延安、汉中、兴安等七府和商州、乾州、邠州、鄜州、绥德州这五个直辖州均裁去了书院，改设中学堂，全省的91县均设高等小学堂。

　　从高等教育来说，到土共入主西北前共有六个大学或其他高等学校，除了我们所在的榆林师范学院外，陕西还有西北大学、陕西法政学堂、榆林师范学院、陕西农林学院和宏道中等工业学校。

　　陕西大学教育，当远溯至废科举、立学校前设在东厅门的格致学书院，废科举后改为陕西高等学堂。1913年，时任陕西都督张凤翙创办了关中大学堂，以后改称陕西大学堂，再后又改称西北大学堂。校址先设在北院门，继迁至万寿宫，其首任堂长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钱陶之。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堂内设法科、政治经济科、文科、农科、预科，分别由郗朝俊、马步云、崔迭生、肖中秀和康寄遥负责。到1915年，陆建章上任督陕，吕调元为巡按使时，以中学私办、学生来源不足为由，下令停办大学，把法科改为陕西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把农科蚕桑改为甲种农业学校，把预科和三秦公学之中学班合并成立第三中学，其余文科和政治经济学均撤销。

　　1923年上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倡议创办西北大学于西安，以政法专门学校和教育厅之一部为校址，于同年的9月开始筹备，次年2月招生上课。由于法政专门学校的并入，西北大学先设法科；在水利道路工程学校的并入后，其继设了工科。后来西北大学里又因人设事，陆续成立了国文、蒙文、政治经济三个专修科。刘震华任命其河南同乡傅铜为校长，在其余的领导里，教务长吴小朋，法科主任是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江澄，工科主任系原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李仪祉，政治经济专修科主任为户县留法学生王凤义，国文专修科主任为吴芳吉，蒙文专修科主任为黄成光。

　　到了1925年，刘镇华离陕，傅铜赴京不返，一度由李仪祉代理校长，王凤仪为教务长。以后李仪祉又因公外出，但被战争所阻未归，又由王凤仪代理校长。到了1926年，西安被围八个月，办学的经费无着，西北大学就只能以师生自行解散而结束。到1928年春，陕西当局朱哲元接管了由贵党领导的西安中山学校，改组为西安中山大学，地址仍在东厅门，算是对西北大学的承继。由王凤仪任校长，长安县留日学生赵愚如任总务长，长安县留日学生杨祥荫任教务长，北师大毕业生张修甫为斋务主任，北师大毕业生梁午峰为注册主任。新成立的西安中山大学开设的科目有政经、理财、文科等班。”

　　“西北大学，或者说西安中山大学，发展的历程真是颇为曲折，就和我们中国的命运一般。不过，既然我们土共接手了西北的教育事业，就决不会使它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给予全部的支持。中国想要富强起来，就必须成为如同英法等欧美国家一样的工业国，也就不得不教育出足够的人才来开动那些机器。这里的教育事业，关系的是西北乃至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不能轻忽啊。

　　远的不说，就从陕西最近的情况来说。想必右公你来陕沿途也注意到了，为了应对从去年开始的持续大旱，陕西各地都在我党组织下建立各种水利设施，像水渠、水坝和黄土沟壑中的淤地坝，这些工程如此之繁多而复杂，能够大体不出差错，就是靠李仪祉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设计和指导。

　　在另一方面，我们土共在西北四省建立根据地后，就努力在各县乡推行中小学教育，除了我们土共自己培养出的教师外，榆林师范学院毕业的师范生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是想要把中小学教育在西北各县彻底普及，教师的缺口仍然很大，榆林师范学院虽然经历过一次扩招，仍不能满足各地对教师的需要，我们这次来榆林师范学院考察，也是来看一看是否能在这里再扩招一些师范生以及缩短学制。”

　　待于右任对西北教育过往发展史的讲述稍歇，文济民便接住话头，向他表明了自己和同志们的决心。于右任作为值得总书记亲自去请的教育事业主持者，想要让他真正有效组织起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教育，土共就势必要把给他足够的信心和支持。

　　“土共对教育的投入是实打实的，这一点即便是常凯申没得指摘。哪怕我远在上海，也对家乡三秦大地的旱情颇多耳闻，可如今来看，你们还能把这样多的力量投入到西北教育事业上，实在是善莫大焉。

　　说到宜之先生，他实属水利工程上的大才，不但自己擅长水利工程的勘测和设计，在传授学生上也颇有建树，带出来的学生都能独当一面。在将近十年前，我主持陕政，恰逢关中大灾，其中渭北尤甚。在筹款赈灾之后，待灾情稍减，我便成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委托宜之先生测量泾惠渠工程，绘制蓝图，以图恢复郑白渠。可世事难测，随后不久我便和虎城一起被迫逃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终究没能修成这造福三秦父老的泾惠渠。想不到我再入关中时，宜之先生设计的泾惠渠竟已完成泰半，还是在如此大灾之下做到的。”

　　说到这里，似乎有感于当年之事，于右任颇有一些感慨。作为国民党中的左派，他和当年的廖仲恺公都是很亲近土共的，可如今看到土共不依赖于国民党独立成事，自认为中山先生之忠实后继的他未免有些五味杂陈。不过，毕竟经历了革命的重重风浪，精神强大的于右任很快振作，接着和文济民说道。

　　“至于榆林师范学院再度扩招一事，恐怕多有困难。我在入陕以后，便先对陕西的大学教育做过一番考察。别的学校倒还好些，唯有榆林师范学院的老师们对贵党可是叫苦不迭，说什么自打土共来了，工资倒是没涨，可要干的工作可全都涨了许多。有的老师听贵党的教员在学校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学到了一两个新词，便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说，你们让他们加班又不涨工资的做法，是剥削他们嘞！”

　　文济民闻言不由哭笑不得，很快对于右任自嘲地说道:

　　“这些师范学院的老师们的嘴还是轻的，西北的中小学教员们骂的才厉害。因为我们土共要在西北普及中小学教育，下面近两百个县，两三千个乡，每个县要有一个中学，每个乡要有个小学，所以教员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除了把前清的秀才和童生都拉来给孩子们做启蒙外，几乎是把中小学的教员们一个掰三瓣儿来使。

　　他们有的连番辛劳，稍有空闲，看了剧团下乡演的戏，特别是《白毛女》这部后，便怀着心里的忿忿然，学着戏里的说法，直骂根据地的教育负责人是周扒皮呢！我在他们近前都不好吭声，只好装作和他们一样是老师，小声咒骂起自己来……如今髯翁你来负责西北的教育，算是替我受过了。”

　　于右任闻言，捋髯而笑。

第179章

“哈哈，虽然我这半生未有什么成就，但在贵党的支持下，能够为西北的教育事业做出些贡献，我厚颜被那些老师们骂两句也不作事的。像他们骂管教育的把他们当驴使唤，那我就带头来像驴一样勤恳，总能打消他们的不少怨言。

　　如今看来，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贵党身上啊！”于右任大笑起来，终于放下对土共的复杂情绪，心里五味杂陈的纠结烦闷一扫而空，恢复了平常的云淡风轻。

　　“刚才我说过了陕西的大学教育，正巧说起西北的中学，我就接着说一下陕西中学教育的过往发展情况吧。”

　　“好。那右公说吧，我也再对陕西的教育发展过程增进一些了解。”文济民道。

　　“陕西的中学分为公立和私立，其中公立的学校大多以过去清朝设立的中学堂改造而来，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其数量上仍有很大的不足。其中比较出彩的，当属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在民国元年，陕西改原西安府中学堂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到民国16年(1927年)，又将其与省立三中合并，迁于枣刺巷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址，随后发展至今。

　　而陕西的私立中学虽然起步较晚，在数量和规模上却并不输于公立中学，发展较为迅速，极大地补充了陕西省的中学教育。在陕西所创办的私立中学，以1918年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创办的私立成德中学为最早。该校由于经费充足，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不但一般的私立中学不能望其项背，即官立各中等学校，亦未可多让。首任校长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湖南人董雨麓，其继任者为号称陕南才子、日本留学生黄锡九。该校在1927年改为省立中山中学，后又调整为省立第二中学。

　　其次是民国元年曾任教育司副司长的华县人杨松轩，他于1919年创办了私立华县咸林中林学。杨松轩为教育英材，备尝艰苦，十年如一日，在教育的工作上一直弦歌不辍，成就颇多。再次为曾充河南省军务督办的胡景翼，在其原籍的富平庄里镇创办了立诚中学，成绩也较为显著。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在驻地凤翔曾办过石辅中学。此外，韩述之、杨晓初等进步人士于1926年在渭南固市镇创办了渭阳中学，执教者有方仲如、雷五斋、韩志颖等，按我如今的了解看，他们当时便均系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