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再起之帝国时代 第64节

　　此前，英军几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轻取亚历山大港，俘虏埃及士兵四百余人，城内八千余居民也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

　　因而，登陆部队指挥官巴斯可·霍奇斯少将也同样期待着一场轻松而伟大的胜利。尽管，这座达米埃塔是齐国租借而来的港城，是他们经营的红海-地中海贸易的关键节点，必然拥有较为完备的防御设施。

　　但他寄希望于英国远征舰队攻击的突然性，能造成对方在防守上出现巨大的纰漏，而未能及时动员和集结更多的武装人员，保卫这座城市。

　　在霍奇斯的坚持下，多达三千余陆军部队、二十多门火炮被成功送上岸来。并且，所有部队丝毫不做任何休整，便直奔达米埃塔城杀来，他就是藉以这般摧枯拉朽的军力，给城内的守军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最好能迫使对方不战而降。

　　然而，当日下午3时，英军抵达城下时，却意外的发现有三千五百余齐国军队整齐的列阵于达米埃塔城前，在阵列的两翼，各有五六百名彪悍的马穆鲁克骑兵。

　　此时，英军登陆部队指挥官霍奇斯少将顿时有些进退维谷。

　　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军队？

　　而且，瞧那些士兵的模样，还都是身着齐国军服的正规军，可不是那种只会打顺风仗的雇佣军！

　　就在霍奇斯少将犹豫着是否撤回海边的时候，齐国军队率先发动了进攻。

　　布置在达米埃塔城上的数十门重型加农火炮和榴弹炮，仿若惊雷一般，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剧烈的轰鸣声。

　　紧接着，被推到阵列前方的三十多门陆军火炮也次第打响，密集的弹雨如冰雹一样砸向英军队伍中间。

　　霍奇斯少将也是参加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名老兵，曾跟随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亲历豪什塔特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他们所属的英奥联军不畏敌军炮火，奋勇冲击，一举攻破了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防线，毙俘达2.8万人，战后也因此获得了议会最高荣誉奖励。

　　但他从未想到，在达米埃塔城下，也会遭到如此密集的炮火轰击。而且，不同于以往战场上所面对的都是实心弹的跳弹和撞击杀伤，齐国人射出的炮弹竟然均为开弹，落在队伍中的每一发炮弹，都能造成十数人的伤亡，使得整个部队隐隐有崩溃的迹象。

　　霍奇斯少将当即下达了一个让他后悔终身的命令，全军集团冲锋，火炮随同跟进。

　　在鼓号声中，三千名英军士兵排成一个个火枪方阵，冒着猛烈的炮火，坚定地朝达米埃塔城缓缓推进。他希望以己方英勇无畏的冲锋姿态，击垮对面的齐国军队，一如二十年前在豪什塔特那样，在面对面的排枪射击中大败敌军。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齐国人的火力，也高估了己方士兵面对死亡的承受度。当齐国军队不顾己方火炮轰击，同样也迈着整齐的步伐，相向而来，并且在距离己方战线还有两百多米时，便连续打出三轮火枪齐射，使得英军队列中士兵如风吹麦浪般齐刷刷扑倒在地。英军士兵不可抑制地出现了逃跑的现象，密集的火炮，超远距离的火枪攒射，让他们已然丧失了进攻的勇气。先是零星的逃跑行为，继而带动了更多士兵争相影从，纷纷扭头朝海边奔去。

　　给予英军最后一击的是一千余马穆鲁克骑兵的冲锋，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弯刀，纵马奔驰，将露出后背的一个个英军士兵砍翻在地。

　　此战，包括登陆部队指挥官霍奇斯少将在内的两千五百名英军官兵被俘杀，侥幸逃至海边的士兵不足四百人。

　　英军为了挽回颜面，恼羞成怒地派出数艘战舰再次冲入尼罗河口，对两岸的炮台进行猛烈轰击。

　　毫不意外，英军战舰被严阵以待的炮台所击退，带着累累伤痕又匆忙撤出了河口。

　　尽管，齐国人在达米埃塔城下大败英军登陆部队，但港口却被英军战舰彻底封锁，不论是来的是荷兰商船，还是法国商船，皆被英军战舰阻拦，不得进入港口装运货物。

　　看着港内待运的物资堆积如山，齐国人固然是愁眉不展，但更为焦急的却是伊斯坦布尔派驻此地的军需官员。

　　奥斯曼帝国军队正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与奥地利人交战正酣，急需的军械物资和大量粮食却滞留此地，这不是要贻误战机嘛！

第128章 奥斯曼人的危机

　　1726年3月28日，伊斯坦布尔。

　　在近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数轮社会变革，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欧洲冲击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机为契机，从而掀起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从齐国引进大量的先进武器，同时，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也聘请了一些齐国的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近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入。

　　另外，作为东方文明典范的汉洲大陆，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许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化理论，如宗教自由思潮、爱国主义思想、科学理论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东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外交公使和驻外武官。

　　久而久之，这些东方的思想和见闻与来自欧洲的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后，便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变革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并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官员贪腐严重，还有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

　　尤其是真神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早期，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随着齐国的迅速崛起，并随之确立了环印度洋霸权后，奥斯曼帝国的目光便不由投向东方，开始向这个从始至终都力挺自己的准盟友学习，借鉴和参考他们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表现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

　　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

　　然而，几次不成功的改革，不仅丝毫没有挽回帝国的颓势，反而在面对欧洲联军的进攻时，一败再败，逐渐丧失了对欧洲各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使得帝国全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试着转向齐国，从汉洲引进教师和学校，并派遣少许留学生——主要是军事方面，到汉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通译局，翻译来自东方的书籍。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东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各国的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民族工业。

　　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不论是从欧洲的学习，还是从汉洲的探索和借鉴，只是学习他们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对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灾难发生后的副产品。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

　　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惨败后，丧失了大量欧洲领土，都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真神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

　　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纪，尽管在军事上有齐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相互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欧洲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联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欧洲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东方。

　　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齐国由一个弱小疲敝的小国，接连击败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迅速崛起为印度洋霸主，并在对莫卧儿帝国战争中，轻松取胜，这个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齐国，推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

　　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

　　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齐国的建业、大兴、临淄等城市增设帝国领事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切莱比·穆罕默德为全权访齐大使，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对齐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学习，要求他详细地研究齐国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的军事学校培训制度。

　　早在1708年，时任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团负责人的张昭训，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15年，齐国建议，帝国派遣更多的军事留学生前往汉洲进行学习和深造，以切实掌握先进的军事理念和作战方法。

　　大维齐易卜拉欣上任后，立即将上述曾被前任大维齐否决的建议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先后有四批共计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官乘船前往汉洲。同时，在帝国的军队中，有更多的齐国专业军人任职部队主官，而不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

　　一些曾经留学汉洲的军官就齐国军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齐国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全面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间，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

　　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真神教徒就已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

　　他们认为印刷真神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真神教国家的一个传统。

　　这个时期，不论是东方大陆，还是欧洲西方国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齐国先进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真神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齐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繁荣的市井文化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是，去年奥地利人突然撕毁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合约，悍然发动对帝国的入侵，使得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被打断了。

　　就在帝国调集更多的军力前往瓦拉几亚地区，与奥地利人展开武装对峙之际，伊斯坦布尔依然处于歌舞升平的状态，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为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即将举行的春季庆典（即郁金香庆典）而忙碌着，大维齐易卜拉欣正在思量着哪些官员进贡的礼物太少，而将其无情地汰换，城里的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近卫军）士兵在下职后，勾肩搭背地相携去某个地下酒馆疯狂发泄。

　　而这浮华背后，却隐藏着深沉的危机，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在酝酿和发酵。无数的人开始躁动，开始厌倦这令人不安的变革，也在开始试图改变这一切。

　　夜幕下，一名年轻的耶尼切里军官站在齐国军事参谋团驻地的大门外徘徊良久，内心处于激烈地挣扎当中。最终咬了咬牙，神情毅然地走进大门，寻到齐国参谋团负责人。

　　“耶尼切里军团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政变，他们要杀死大维齐，废黜素丹陛下。”

　　那名耶尼切里军官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抬头看着在座的数名齐国军官，面色惶然地说道。

　　——

第129章 兵变

　　“什么，奥斯曼帝国军队又要发动军事政变？”

　　齐国驻奥斯曼公使冯泉林是在夜里三点钟，被匆匆赶来的驻奥斯曼军事参谋团团长、陆军镇国将军（中将）郭云翰给从床上喊了起来，匆匆披了一件绸布睡衣，便来到公使馆的一间密室。在听了郭云翰的一番叙说后，立时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消息可靠吗？”

　　“消息应该是可靠的。”郭云翰沉声说道：“昨日夜里9时，一名曾在我齐国留学的耶尼切里军官赶到我军事参谋团驻地，偷偷告发了此事。在耶尼切里军团中的部分参谋军官也发现军队出现异动，一些将领开始给士兵分发武器和弹药，并于昨日，前往城里的军械库，索要火炮，声称要进行一场实弹演练。但我们整个参谋团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演习的指令，军团的几位主要将领在昨日也相继失去联系。他们要么被密谋政变的军人杀害，要么被软禁在某个军营，可以说这个时候整个耶尼切里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主事人是谁？”冯泉林深吸一口气，然后轻声问道。

　　“应该是第三军团指挥官帕特罗纳·哈利勒，嗯，一个阿尔巴尼亚裔资深将领。”郭云翰说道：“根据各方传来的消息，我们可以初步证实，他可能在明天，最晚不超过后天，将率领所部官兵掀起一场叛乱，并裹挟整个耶尼切里军团官兵参与起事。他们准备杀死大维齐，以废弃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

　　“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此人发起的兵变，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改革成果。”冯泉林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我们齐国驻波斯的陆军正在高加索与俄军对峙，虽然数次击退俄军进逼，但其国内正在征调大量援兵，试图要跟我们在该地区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半个月前，好不容易说服他们的素丹和大维齐，征调克里米亚汗国进攻俄国后方，以缓解我们在高加索方向的军事压力。另外，教训威尼斯人，也需要奥斯曼帝国出一份大力。这要是搞出兵变，废黜了素丹，再弄死了大维齐，咱们计划中的事不说黄了，就是此后再跟新的素丹和大维齐建立关系，又得费许多无谓的时间和金钱。”

　　大维齐易卜拉欣主政后，对社会改革和军事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将处于颓势中的奥斯曼帝国又重新激发了几分活力。

　　他第一步就降低了包括烟草、咖啡、茶叶、五金、蔗、油料、肥皂、玻璃等百余种商品的消费税，以恢复国内残破的经济民生。此前，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些商品税收足足涨了三倍，拉高了整体物价，民间百姓苦不堪言，已经到了不得不废除的时候了。

　　随后，他又与齐国人协商，获得了一笔一百五十万元的贷款，稍稍稳定了国内千疮百孔的金融局势。他还部分减免了战争期间人民拖欠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敢于重返土地，商人敢于重返市场，整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慢慢恢复。

　　经济方面的改革固然困难重重，但只要有决心，有能力，说实话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但针对军队的改革可就不同了，这绝对是奥斯曼帝国历次改革的禁区，甚至是死亡雷区，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出大事！

　　但易卜拉欣够胆，在素丹穆罕穆德三世的支持下，首先拿著名的耶尼切里军团开刀。

　　他核查各支部队的薪金名册，遣散了大量不能履行战斗职责的军官和士兵，然后从贫穷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招募了大批能吃苦耐劳的农民取代这些人。此外，原先征召工匠到部队临时服役的制度也取消了，因为这其中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很多所谓的工匠基本啥也不会，纯粹吃空饷。

　　通过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历次战争中一度膨胀到六万五千人的耶尼切里军团总人数飞速下降，目前已不足三万人，几乎砍了近半的人数。但经过裁撤的军团战斗力却不减反增，因为原来的六万多人里，据说真正能战斗厮杀的不过就一两万多，其他都是摇旗呐喊凑人数的。

　　斯帕西骑兵也得到了整顿，大量不合格人员被剔除，吃空饷的军官被处死或流放。易卜拉欣请求素丹免除了斯帕西骑兵的许多税收，让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招募家臣和侍从。招募来的家臣和侍从集中起来，交由桑贾克贝伊训练，训练期间费用由政府支付。

　　易卜拉欣还特别要求，斯帕西骑兵的各级军官不得因为索贿无果而开除属下，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屡次遭整顿，但过后总是又死灰复燃。

　　易卜拉欣还试图重建疲软的海军。这同炮兵一样，是个比较现代化的兵种，与齐国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不少军官都有过汉洲留学经历，总体而言比暮气沉沉的陆军要强太多了，但其相较于周边的威尼斯和俄国海军（俄国在里海有一支精悍的舰队）而言，实力明显差一大截。

　　易卜拉欣以克里特岛为抵押，从齐国的地中海联合商业银行贷款一百万元，除了从齐国定制数艘新锐风帆战舰外，还拿出部分资金与齐国北方造船厂达成合资协议，在伊斯坦布尔建了一座新型造船厂，并且聘请大量齐国造船工程师，准备建造了大量适合地中海实际海况的风帆战舰，以取代那些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以桨为动力的战船。

　　规划中的海军舰队将被分成若分舰队，每个分舰队由一个贝伊管理，负责指挥辖下舰船，确保每个人都能领到军饷并接受专业而严格的训练，每艘船有充足的军火和物资供应，从而要一举解决了几十年来困扰海军的几个难题。

　　在齐国人的强烈建议下，易卜拉欣同意成立联合舰队总参谋部，帝国海军总司令的几个主要助手、高级将领和参谋长都进入了这个机构。在他们之下，海军事务由多层级的指挥系统来安排，买卖官职的行为被严厉禁止，所有空缺的职位都必须凭能力和经验从低职衔人员中选拔，以前那种从其他系统空降一个外行人过来担任高级军官的行为再也不被允许了。

　　最后，易卜拉欣大维齐还加强了对宫廷文职官员管理和裁汰。对于无能、愚蠢的官员以及仅凭家世和出身混日子的官员，政府在支付他们三分之一的薪金后，勒令他们滚回家养老，年轻有能力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官员和书吏被增补进来。他要求这些办事官员，以后每一份政府文件或法令，都要严格下发到具体执行部门，并记录存档，以为将来事务考核。以此，来彻底改变以往政府那种散漫、拖拉的办事效率。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易卜拉欣大维齐的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齐国顾问也对其不吝言辞予以赞赏。

　　当然，通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齐国也从中获得了大量利益。

　　易卜拉欣大维齐对改革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他认为国内的商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支持他的，领到了足额军饷和退休金的官兵们也是支持自己，那么这场改革将会让所有人满意，自己的声名将被后世所尊崇。

　　但他却忘了，被触动了利益的守旧阶层、腐败军官及贵族官员们却对他所推进的改革恨之入骨，纷纷串联起来共同反对他。

　　这不，不满军队改革的兵痞又要开始操弄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动一场兵变，除掉这位锐意进取、坚持改革的大维齐，甚至站在他身后的素丹陛下，他们也不会放过，打算在兵变成功后，将其废黜，扶保一个更为“英明”的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