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27节
在本质上,这些小说是同一个小说,看了一本就没必要看其他的了。
所以余切说:“也许,我们还是得回到普通人那里去,去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抒发人本来就有的感情,这是我的想法。”
余切说的非常客气,但大家莫名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刘振云听罢,觉得自己来社团来对了。
他仿佛找到了大佬的肯定。
本科生的时候,刘振云写的小说改来改去,登个校园刊《未名湖》居然十分艰难,得师姐查建颖三番五次的帮他改。
以至于刘振云一度怀疑自己不会写小说。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写“普通人的生活”,再加点戏剧性的幽默,然而,他不知道自己这种写法是否有人看。
说到底的,这会儿国内的小说就像是民国白话文发展时候一样,有很多人在写小说,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小说”。
讨论结束后,刘振云私下找到余切。
“我有个小说准备写……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后参加高考复习,另外几个农村青年,为改变贫困的命运也参加高考,是我几年前的真实经历。”
余切问:“你以前当过兵?”
“当过兵!这个小说基本上就是我的自传,我甚至打算用第一人称‘我’。”
第一人称又怎么样呢?又不是写网络小说,你还怕扑街吗。
余切好像对这个小说发展有点印象了,“你打算取个什么名字?”
“《塔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老家延津王楼。”
哦!这个《塔埔》啊。
这个小说是刘振云的成名作,一发就是《人民文学》,可比余切的起点高了不少啊,拿到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之所以《塔埔》不太出名,是因为刘振云后来的小说《一地鸡毛》太出名了,更别提之后的一系列电影剧本。
《塔埔》是标标准准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也符合余切所倡导的理论——看来,咱新现实社团的左护法已经找到了,就是你啊,振云兄。
“但是,我对写出这个小说一直有疑虑……”刘振云说。
“你疑虑什么呢?”
“我感觉这个小说的故事发展,和你的《高考1977》太像了,你看啊,我也是写几个年轻人,你也是……你是发生在1977,我发生在1978……”
刘振云越说越沮丧,他此时才意识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活在你的阴影当中。”
余切写的《高考1977》原本是一部电影剧本,肯定晚于《塔埔》,到底谁抄谁还讲不清楚,很难说有没有参考到刘振云的《塔埔》。
因为刘振云以后成为了国内最好的几个电影编剧之一。
而刘振云现在说“仿佛活在余切的阴影中”,当然是令余切十分难绷甚至于难堪了,但是余切大度的“原谅”了,“师兄,你要写就写吧,这是你自己的经历,怎么能说抄的人家。”
刘振云觉得这个余切真是太好了。
另一边,骆一禾打听余切有没有什么新作品。
众所周知啊,余切弄了个社团之后,固定每周会来一两次,和大家一次讨论文学。余切总是找得到话说。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当他在大说特说的时候,往往他心里边儿已经有了新的创作构思,否则不会这么笃定。
譬如,海子今天和余切遇见了,表现得有些怯场,没聊出什么深的东西。
因为海子不仅没写出代表作,甚至连代表作的胚胎都没想到,拿什么和人聊得深。
于是,当骆一禾问到余切本人的时候,余切直接承认了:“我确实有个新想法。”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方面吗?”骆一禾道。
余切抛出了他之前在西语系听说的故事,以及自己知道的历史大事件:
燕大的西语系,在77年重新组织高考以后,是最早一批恢复教育、并派出留学生的院系。
众所周知,78年最大的事儿确实是全会。但是在12月全会召开之前,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一决策已经作出。
在当年的7月份,总统卡特的亲信正在中国私密访问,忽然被问及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立刻不顾外交礼仪,打了个电话给总统卡特。
总统卡特惊醒了,而接下来的消息更让他震撼,“中国想派一批留学生到美国,问我们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想了想,说:“他们可以派10万人来。”
结果当然没有十万人啊,但是第一年就有七八百人了。
所以在79年,乔公访美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国内的留学生到机场迎接,并参加卡特举行的欢迎仪式。
他们确实该感谢乔公,因为在78年之前的十年,全国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这是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一个电话。
第44章 历史的震撼
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柏格森说了一段话,因为是诺贝尔级别大文豪,所以这话比较拗口:
“人们常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历史的震撼始终是由某一个人来赋予的。”
意思是,在中国,乔公是赋予了“历史震撼”的那个人。
但余切并不是要写大人物的英雄传说,而是把视角投向了小市民。
他说:“你瞧,这是好的方面,是时代的大背景,却不是我们要去写的,我要写的是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留学的人那么多,一年比一年多,许多人确实回来了,而许多人就此不再回来了……”
“其中有两对高知夫妻,他们分别经历了自己的配偶出国,不再回来,苦苦等待,却一直也没有等到……”
骆一禾听到这,他的心已经被提起来了:“所以你要写个文章,批判那些不回来的人,因为他们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国?”
余切说:“这不是我要写的。”
骆一禾简直义愤填膺啊,他气炸了,“余切,你为什么不批判他们呢?”
“因为人无法违背自己的本性,我听说派留学生的时候,就连许多领导也觉得留学生们不会回来了,之前不是发生过一整个访问团从团长到团员,全部叛逃了的事情吗?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
“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彻底的执行了下去……骆一禾,回不回来,大家都有大家的个人想法……”
“但是,”余切说,“我只是做记录,我告诉读者,现在发生了这么一些故事。”
骆一禾不甘心,“你总不能写留学了的飞黄腾达,对爱情和祖国忠诚的反而孤老终生吧,这就变成了可恶的故事!让人看了心里发堵!”
余切忍不住笑了:“你说得对,这也不是我要写的……我的小说是要卖钱的,不能故意让读者心里发堵。”
而且,从后来看,时代其实也惩罚了他们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否是一种诅咒呢?
“原来这就是‘新现实主义小说’?”骆一禾轻声道,“余切,我只希望你不要写砸了,请写的有力度一点!”
接着,他忽然很认真的说,“余老师,余老师啊!你忘了吗?我其实也是一个编辑啊……”
骆一禾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这个人写诗是二三流的天赋,但是做编辑,却有超出常人的直觉。
果不其然,骆一禾向余切约稿。
他对这个故事已经心动的无以复加。这可能和骆一禾本人的经历有关,他是个恋爱脑,写了很多情诗给自己女朋友。
据说骆一禾的女朋友(后成为妻子)记录了骆一禾很多的故事,让他后来去世后,以一个“宠妻狂魔”的形象,活在了很多文艺青年的心中。
然而,余切没有立刻答应骆一禾,他告诉骆一禾:
这个被命名为《大撒把》的故事,仅仅只是“三部曲”的头一部,后面至少还有两部新现实主义作品,为了保持连贯性,他想要发在同一个刊物。
“你前面的已经很精彩了,但是,你还要写两部书?”骆一禾惊呆了。
余切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伟大的作品有时候不能只靠一部,而要如翻滚的巨浪,一浪高过了一浪。
巴老的《家》、《春》、《秋》全刊登在《人民文学》上,少了任何一部,都不能形成“激流三部曲”,都不能奠定他在国内文坛五强的地位。
这就要求刊登余切作品的杂志,要拿出扛得住事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以雷霆万钧的魄力,势必要刊登下去!
骆一禾所在《十月》有这种潜力,却不一定能发挥出来,因为骆一禾是一个实习编辑,他做不了主。
骆一禾明白了余切的顾虑,他几乎是没有任何停留的找到了主编王世民,把余切的构思,和他的想法全讲出来了。
“王主编,只有你亲自和余切谈,他才肯相信我们。”
王世民确实感兴趣:不因为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余切可能有潜力开创某种文学潮流,这是《十月》绝不能错过的。
《十月》的约稿作者名单极大,余切在其中,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但是押注和看好,也是文学杂志常见的事情。
“你是说,他在燕大搞了个‘新现实主义’吗?”
“是的,他每周都有一两天,要来说这个事情。”
“一禾啊,你觉得余切这个人靠谱吗?”
“主编,我不知道他人靠不靠谱,但我已经彻底被他的故事吸引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骆一禾拿出了自己前不久写给女朋友的书信。
在这段于《十月》刊实习的日子里,骆一禾在极短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名家作品,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觉得现在,张程志、汪曾琦、石铁生、王安亿、邓友美,可能留下一些比较好的、为一个大时代文学打基础的小说来。这个名单还可以包括谁呢?它可以再延伸一些,但不会太长。”
骆一禾说,“当我那天看了《天若有情》之后,我相信这个名单可以再加一个人,就是余切。”
他又说,“我听了余切聊的三部曲之后,相信他有自己的方法论,他可以是这个名单里面,更加出类拔萃的那一个。”
可是,一禾,余切还没有写出来啊,你已经被忽悠的找不着北了……王世民想要批评骆一禾的鲁莽,但是,他也看到了在这一封信上的作家们。
这些作家的一些人已经崭露头角,甚至晋升为文坛的中坚人物,显然骆一禾是有作为编辑的直觉的。
那就相信一把骆一禾的直觉?
“你安排一个我和余切的见面,我和他聊一下,定下来。余切这个人,我也在关注,只是没想到你这么看好他,我们《十月》对优秀作家是有三板斧的,只要一拿出来,一定能吸引到余切。”
一边说着,一边王世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起来,因为在第一期《十月》的发刊词上,他自己亲手写下了这些话:
“我们把‘十月’定为这个丛书的名字,是因为‘十月’在人类历史上闪耀着异常灿烂的光辉。它对革命人民的魅力,不仅是因为阿芙乐尔舰上隆隆的炮声震撼了旧世界,宣告了革命的不可阻挡;而且,从1949年以来,燕京十月的礼花,十月的红旗,十月的锣鼓,就成为革命人民胜利与欢乐的象征……”
王世民心想,是啊,他们本来是来革命文学的。
骆一禾是一个很厉害的编辑,但是英年早逝,骆一禾的预判是真实发生过的。海子、西川这些人后来闯出的名声,也是他锲而不舍去推广和支持的。海子死后,骆一禾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收集、整理海子的诗句上,现在人们认为海子更伟大,我觉得骆一禾也不差。
第45章 留学生
《十月》创刊以后,发生过三次风波。
一次是原出版社领导被调到中宣和新闻社任职,而后新来的领导要求加强《十月》的“阵地”意识,主张对《十月》进行严格管理,不要再发引起争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