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56节
陆泽闻言直接把自行车都停下来,下车转身,很认真的看着眼前的姑娘道:“我有一位姓王的编辑朋友,她在1979年认识了自己对象,1981年他们就领证结婚了。
但她对象是外地的工人,这两年来两人一直都分隔两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在一起。
我不想未来的我们也是这样。
而且,无论是你热爱的戏剧事业还是工作的调动,事情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甚至艰险。
时代一直在变化,未来会越来越好。
最重要的,你要对我有信心。”
陶慧敏抬起头,迎向他坚定的目光,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信你。”这三个字,是她对陆泽最深沉的信任和依恋。
两人就这样在路灯下相拥了许久,直到夜风渐凉,陆泽才不得不送她回到招待所。
送走陶慧敏之后的第三天,弄堂口的电话铃再次因为陆泽而响。
“找陆家阿弟的,是电视台打来的!”王阿姨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声音里透着一股新鲜劲儿。
电视台?陆泽放下手中的书,心里有些意外。他快步下楼,接过冰凉的话筒。
“喂,侬好,我是陆泽,请问哪位?”
电话那头是一个清晰干练的男声。“陆泽同志侬好!我叫乔伟,是上海电视台《人物对话》栏目的制片人。
我们是从《收获》编辑部的李小琳同志那里拿到您的联系方式的。”
对方的语气很客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我们这个新栏目,主要是访谈一些在各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士。
您作为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是复旦大学在读研究生,又是阿拉上海本地人。
我们栏目组想正式邀请您,来做一期专访,跟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聊一聊您的创作和人生经历。”
电视访谈,这四个字让陆泽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陆泽没想到在1983年这个时间,上海电视台竟然已经开始摸索这种类型的时髦节目了。
只能说,魔都不愧是各方面都走在改革最前沿的城市之一。
哪怕只是上海本地的地方台电视,相比于报纸和杂志,电视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也更加直接。
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大的曝光和更广泛的议论。
乔伟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犹豫,立刻补充道:“陆泽同志,我们知道您可能不喜欢高调。
但您的《锦灰》和《春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者刚刚获得第一届茅奖,后者现在讨论的声音也很多。
我们觉得,由您本人亲自出面,阐述一下您的创作初衷,分享一下您的文学观点,对于消除误解、引导讨论,都是非常有益的。
这也是一份社会责任,不是吗?”
“社会责任”这顶帽子扣下来,让陆泽无法简单拒绝。
他沉吟片刻,说道:“乔制片,感谢您的邀请。
但这个事情我个人不能马上决定,我毕竟还是个学生,得先向学校组织汇报,征求学校和老师的意见。”
“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对组织的尊重!”乔伟连声应道,“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这是我们栏目组办公室的电话,您记一下,随时可以联系我。”
挂掉电话,陆泽在家吃了午饭,便骑车回了学校。
这年月的大学老师,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教授,根本没有什么暑假寒假的观念。
学生放假只代表他们不用上课,他们还是几乎每天在院系办公室里钻研学问。
他没有直接去找导师,而是先去了系主任郭绍虞的办公室。
郭老听完他的汇报,略一沉吟,还是面露微笑道:“电视访谈这个事,我可以代表学校这边支持你去。
《人物对话》这个新栏目我晓得,蛮有深度的,不是瞎搞。
你这次的《锦灰》拿了茅奖,又发了《春分》,不光是你个人的荣誉,也是复旦中文系的荣誉。
上电视,好好讲讲你的创作,也让广大市民看看,我们复旦的学生是啥样子!”
得到了系主任的首肯,陆泽心里有了底,这才硬着头皮,敲开了导师贾植芳办公室的门。
贾植芳正戴着老花镜批改论文,听完陆泽的来意,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陆泽恭敬地站在书桌前,不敢多言,颇有点惴惴不安,毕竟此前还答应导师要潜心学问。
过了许久,贾植芳才放下手中的红笔,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着他:“《春分》的争论,报纸上我都看到了。有人捧,有人骂,很热闹。”
贾植芳的语气严厉起来,“现在电视台也来凑热闹。也好,让你去讲。
我只提醒你一句:上了电视,对着镜头,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放大,被曲解,被断章取义。
嘴巴两张皮,是非凭人说。”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既然找上门来了,躲是躲不掉的。
去可以,但你要想清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你是去谈文学的,不是去当明星的。
讲你的书,讲你的学问,少谈那些风花雪月、无关痛痒的事。
别给我们复旦丢人,也别给你自己惹麻烦。”
“学生明白。”陆泽重重地点了点头。
“去吧。”贾植芳挥了挥手,重新拿起了论文,“记得,你首先是个做学问的学生。”
得到了两位老师,一位热情支持,一位敲打后默许的态度,陆泽给电视台回了电话,正式接受了访谈邀请。
时间定在下周三下午,节目希望赶在春节前录制完成,地点在上海电视台。
第八十章 访谈
在这几天里,陆泽除了完成日常的课业,便是静下心来,将自己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回答思路,都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周三下午,陆泽特意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长裤,这是他最体面的衣服。
家里人知道后也是一阵兴奋,姐姐陆芸还非要他穿上新买的皮鞋,说上电视不能太随便。
电视台的规模比陆泽想象中要大。
制片人乔伟亲自在门口迎接,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微胖,笑容可掬,显得很热情。
“陆泽同志,可把你给盼来了!”乔伟握着陆泽的手,说着就将他引向化妆间。
化妆间里,一位三十多岁、气质知性的女主持人站了起来,她正是《人物对话》的当家主持叶芹。
“陆泽同志你好,我是叶芹。”她主动伸出手,目光中带着好奇与欣赏,“你的三部作品我都读了,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佳作。”
陆泽客套几句,几人来不及过多寒暄,经过简单的化妆与沟通,众人就都进了演播室。
演播室不大,被各种摄像机、灯光和线缆占得满满当当。
两张单人座椅,一个茶几,构成了访谈区的全部。在灼热的灯光照射下,说实话让陆泽感觉到一丝不自在。
随着导演一声令下,三台摄像机的红灯同时亮起。
叶芹脸上露出专业的微笑,开始了她的开场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台最新栏目《人物对话》。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也备受瞩目的作家。
他凭借作品长篇小说《锦灰》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而他的新作《春分》一经发表,更是在近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他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陆泽同志。”
镜头转向陆泽,他平静地对着镜头点了点头。
“陆泽同志,你好。首先,代表所有读者,祝贺你获得茅盾文学奖。”叶芹的提问直接而温和,“我们很好奇,在得知获奖的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
陆泽想了想,说道:“谢谢。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很惊喜和意外。
后来在BJ参加颁奖典礼,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奖章和奖金,而是巴金先生说的一句话。
他说,只要他还能动,就会一直写下去。这句话给我的触动最大。我觉得,那才是文学真正的分量。”
叶芹点头赞同,随即切入正题,“你的获奖作品《锦灰》,写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很多人都评价,这部小说的笔触非常老道,完全不像一个年轻人的手笔。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质感的吗?”
“我想主要还是靠大量的阅读和一些实地的走访。”陆泽说道,“动笔之前,我几乎把复旦图书馆里能找到的相关报刊、档案都翻了一遍。
同时,我也去了杨树浦、苏州河沿岸的一些老厂区,跟那里的老师傅聊天。
书本塑造骨架,生活填充血肉,两者结合,才能让笔下的人物和故事,稍微有那么一点可信度。”
“那你的新作《春分》,把视线从城市转向了农村,写的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型。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农村的变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深刻的变革之一。
文学不应该回避这样的现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去记录它,去理解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困惑、挣扎与希望。”
叶芹的目光变得敏锐起来:“但我们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春分》对改革的前景表现得不够乐观,甚至同情像陈厚土这样的‘落后’人物。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这是个绕不开的尖锐问题。陆泽的表情依旧平静。
“我尊重每一种批评的声音,这说明读者在认真思考。
但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政策解读,也不是只歌颂光明。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有阵痛,有矛盾。
陈厚土这个人物,他不是单纯的‘落后’,他身上有对集体事业的深厚感情,也有面对新事物时的迷茫和不舍。
这恰恰是那个特定时期,很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真实的心态。
我不想过于简单地评判他,我只想把他真实地呈现出来。”
访谈的气氛逐渐深入。叶芹又问起了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以及在复旦求学的经历。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算是文学爱好者。真正下决心要写,是之前生病赋闲在家的时候。
当时尝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匠心》,斗胆投给了《收获》杂志,没想到被录用了,这给了我巨大的鼓励。
后来考上复旦,在郭绍虞老师、贾植芳老师、潘旭澜老师等学术大家指导下学习,更是对我助益巨大。”
叶芹笑着说:“我们听说复旦的老先生们,尤其是贾植芳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你作为他的学生,会不会感到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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