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771节

又因为移民实边的需要，当时对顺朝新扩领地的移民来源，大多都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山东这几个北方省份，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华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状况。

鄂宁地区的粮食缺口，为一度地广人稀的华北地区灌注了新的经济活力，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华北经济也开始了明末以来的复兴。

这之中尤其以陕西地区特别突出。

自从唐代关中地区衰落以来，至顺朝初年为止，陕西经济的持续性衰败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

水土流亡、水源干涸、树木减少、土质变化和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等等问题，都让陕西的经济面临无可发展的问题。

可是陕西系大顺的龙起之地，又是顺朝皇室祖宗陵寝所在之地，自世祖以后，每逢大的纪念性节日，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如此硬性要求之下，对于陕西一省的经济复兴，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

明末以来，陕西的天灾人祸和兵乱持续时间最久，而且吉杨之乱，还对本来较为安定的渭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击杨之乱以后，李来亨亲自组织的百万难民大迁徙，又釜底抽薪，使得陕西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了彻彻底底的破坏。

但这也就在顺初，为朝廷留下了一个百废俱兴，堪称为一片白纸的关中大地。

为了复兴陕西的经济，重建行省建制，除了陆续从湖北和四川两省进行移民以外，更重要的朝廷得以自上而下，对陕西农业进行了全盘性质的重新规划。

因为长期战乱的缘故，明末饥荒和民乱、杨承祖的一把大火、多尔衮的剃发令、吴三桂的大屠杀……陕西本地的搢绅阶层，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地方豪强力量也被摧残的一干二净，所以在陕西实行全盘性经济规划，朝廷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影响。

主持陕西省重建工作的节度使是福建人周祚鼎，他是明朝降官，崇祯十四年时任富阳知县，后降大顺，在山东新泰担任县令。

当时周祚鼎赶赴新泰，兵不血刃，进入县城。其抚绥有方，受到了民众拥护。后来由于获鹿之战的缘故，在泰安州和所属莱芜县相继发生了官绅地主的武装叛乱，只有新泰政局基本稳定。

在另一个位面的历史上，由于清兵入关，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山东局势一片混乱。六月，清廷任命方大猷为山东巡抚，进兵山东，大顺泰安州牧史可保闻讯弃城西走，至肥城被土兵所杀。泰安、莱芜、东平等州县相继为清军所据。一月之间，山东郡县几乎全部沦陷敌手。

当大顺山东政权纷纷败亡之时，周祚鼎仍率领一支孤军，坚守新泰。史载：“甲申国朝（清）已定鼎燕京，‘李贼’（李自成）所置‘伪’新泰令犹为‘贼’守城甚力”。面对清军和响应的民团，周县令毫不畏惧，一面率军抗击民团的反扑，并毅然拒绝清将的招降，新泰城成为大顺朝在山东的最后堡垒。

清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将方大猷将大顺军坚守新泰事向清廷作了奏报，其在题本中哀叹：“新泰城小而固，去省城仅三百余里，……招抚再三，到底不服。臣思此局有何了时。”对此清廷批示：“伪官敢于抗拒，该抚自当擒拿正法！”

为了扑灭新泰大顺军，方大猷密调临镇署总兵王国栋、署监军道事张安豫分统马步兵、回营兵及抚道官兵数千名，“借祭旗下操为名”，兵分两路，“星夜前往新泰为攻剿之计”。并大张榜文，声称：“只要擒拿周祚鼎、冯可兴、赵兰等数人，城中尽是好百姓，一个不杀。”时原任明按院吏目新泰人牛文，闻知清军欲攻新泰的消息后，即“自历城日夜驰三百余里”，潜回新泰，“射书城中”，勾结城内士绅，组织叛乱，“以城降”于清。据顺治元年九月王国栋揭帖，有“抵新泰，擒伪复城”之语，知周祚鼎最后为清军所俘杀。

新泰大顺军虽被清军镇压，但他们坚守县城，长达四月之久，是李自成山东政权中为时最长的一个。

第871章 复兴陕西

如今周祚鼎免于被清军杀害的命运，反而官员亨通，一路升迁为了陕西省节度使，担任了主持陕西全省经济复兴规划的重任。

周祚鼎是中农家庭出身的穷秀才，曾经亲自下地干过许多年的农活，所以他最主要抓的就是农业问题。

当时陕西百业凋敝、人口稀疏，虽然从四川和湖北两省陆陆续续迁来了不少百姓，还有一些此前流亡到河南的难民也返回了陕西老家，但又因此造成了土地纠纷问题。

不少人胡乱指良田为自己的旧业，很多好地一下子都多了几十户主人，因此衙门整天都在断案处理这些官司，简直没有余力去处理其余问题。

周祚鼎于是下令，将一切“重认旧业”的案子，一次性全部结清，所有人都不要再来指认旧业了，一切无主土地全部纳入营庄，等待营田司均田时的计口分田。

这种做法可谓相当粗暴，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毕竟不少搢绅人家，是冒着很大风险跟随顺军撤去的河南，现在好不容易杀回陕西老家，你周祚鼎却一声令下，就把我家的祖业给均田了？

老子家中又不是没有人在新朝做官的，弹劾之声立刻遍布朝野。

但周祚鼎是举人党的一员，他同太师方以仁的关系很和睦，儿子还拜了国子监祭酒方以智做老师。那些搢绅们的靠山，多是朝中进士党的人，难以同方党抗衡，自然动摇不了周祚鼎的地位。

解决乱认旧业的官司问题后，周祚鼎就开始接着计口分田的机会，开始实行农业改革。他认为陕西若无农政，则不足以图自存，经营关中，必以整理农业为第一关键。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的农业一直处于小农生产状态，对农作物品种和生产加工技术素未讲求，这同江南、湖广地区已经存在很大差距了。

周祚鼎强调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势必“物产日薄，财力日穷”。周祚鼎曾经主持过山洞泰安州的乡官学校工作，所以一到兴京府府城长安的时候，他就在一穷二白的省城里先建起了乡官学校。

学校中以老农为师，又设了专门的农场钻研“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析，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等等，潜心考求，力图进步。

周祚鼎的做法，无疑是受到他儿子的老师方以智极大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桐城学派学风，也因此深入到陕西士人的骨髓之中。

在乡官学堂开设一年多的时间后，周祚鼎又在渭南各地办“场”，即以营庄名义开设官办农场，以此推广新的农作物种子和农业生产技术，“民之来观者日多，遂知务农必有学，五谷需新知，农学之课大盛于秦”。

陕西是顺朝众多开国元勋的桑梓故乡，所以在财政协饷上经常得到优待倾斜，周边不少省份都要承担向陕西协饷的责任，如湖北一省每年就需要协饷一百五十万银元之多。

但由于周祚鼎对陕西农林渔牧业的改良，到天法六年时，湖北对陕西的协饷就减少到了每年二十万银元。

为了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周祚鼎还在长安设立了陕西林业监，专门研究种树技术，又从江南请来了不少喜好钻研花卉树木的金石学家，将他们那些本来无益于国事的、钻研奇花怪石的学问，全用到了研究种树上头。

天法八年，宁夏、河套被合并为朔方省，周祚鼎由陕西节度使升任为西北经略使，管辖陕西、甘肃、朔方三省。

他在宁夏创办官办牧场，设立种牛、种马牧场，对“管理饲养回交诸法，无不穷极研究，以兹繁殖”，西北的畜牧业得到极大发展。

周祚鼎认识到要实现陕西经济的复兴和进步，就必须发展农业的相关教育。经历明末多年战乱以后，像周祚鼎这种重视实务的士人不在少数。

所以他在长安筹建农业学校，普及农学知识，“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数年间便吸引了大批经世派学者到陕西教学。

可以说，周祚鼎花费了五年左右的苦功，虽然没能促使西北农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但这些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改良，则使得西北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他自己也因此官运亨通，后来更依靠此时建立的雄厚经济基础，在准噶尔战争中屡立殊功，得以官拜政事堂平章。

明朝时对矿产开发的限制，主要是担心有乱民皆挖矿为名聚集，形成乱源。后来万历时期广设矿监，又由于吏治问题造成了大量不良社会影响，情况更加糟糕。

但顺初时政治还算清明，朝廷不吝啬于杀人，也不怕激起所谓的民变。

因此周祚鼎对陕西开矿是采取完全放开的态度，可也因此造成了陕西私采漫无边际的问题。

为了整顿矿业，在时任西北经略使（此时朔方尚未置省）蔡仕的要求下，周祚鼎不得不大力整顿矿业了。

为此周祚鼎设置了矿政监，在陕北等矿藏丰富的地区还设立了许多分监，调查矿产、制订矿章、清查矿税，使陕西省的矿冶业迅速振兴。

在周祚鼎的主持下，陕西农业迅速恢复，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人口同时激增，为此后激荡的准噶尔战争及治理黄河上游的重任打好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西省仅为大顺江山的一隅之地，但从顺朝对陕西的治理，可以看到顺初政治清明局面之下的一批良吏，他们虽多出身前朝，但生活多俭朴艰苦，而且因为经历过明末的乱世，厌恶清谈、崇尚实学。

讲究经世致用的桐城学派开始大行其道，而过去兴盛一时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朝廷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