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记 第4节

　　“是我族叔！”

　　“这么说也是一族之人了？那你这么想倒也不奇怪了！”赵延年笑道。

　　“你是什么意思？”蔡不疑怒道。

　　“没什么！你问我为何百姓不愿住在平原州县，却要去山林中谋生，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家中有多少田亩？僮客部曲几何？”

　　“这——”蔡不疑被问住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赵延年笑了笑：“答不出来了吧？若是我猜的没错，你家里少说也有田土七八十顷，奴仆宾客上百，田宅逾制那是肯定的！对不对？”

　　面对赵延年的诘问，蔡不疑罕见的保持了沉默，半响之后方才辩解道：“当今天下，逾制之家所在皆是，也不只有我蔡氏一门！”

　　“不错，不过正是因为天下田宅逾制之家所在皆是，百姓才逃入山中自活，须知得罪县官不过身死，得罪豪门却得灭门！”

　　“话可不能这么说！”蔡不疑冷笑道：“我蔡家行事忠厚，待家中宾客仆役如宗亲一般，并无两样，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却要流亡山中为不法之徒，岂能怪到我们头上？”

　　两人说到这里，已经是针尖对麦芒，火花四溅。而他们的争论，其实代表了贯穿整个两汉四百年的一场漫长战争——国家与新兴豪强地主争夺失地农民控制权的战争。

　　垓下之战后五个月，汉高祖刘邦就专门下诏承认秦朝遗留下来的军功爵体系，即后世著名的二十级军功爵。在这个体系下，人民将按照爵位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田宅奴婢。而在接下来的西汉历史中，朝廷向人民赐予、买卖爵位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后来的大部分爵位不再有随之赏赐的田宅奴婢，其结果就是汉朝成年男性普遍都有或高或低的爵位，这在后世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以得到印证。

　　显然，随着爵位的普遍化，二十级军功爵已经不再有秦代和西汉初年那种动员社会资源进行战争的能力。但二十级军功爵在两汉体系下产生了另外一种作用——即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之下。

　　即在军功爵体系下，全社会的所有成员虽然有身份高低的不同，但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由国家保证的。比如按照二十级军功爵，最低一级的庶民有田一顷，而关内候有90顷，但庶民的这一顷和关内候的90顷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庶民是国家的庶民，关内候是国家的关内候，在这套体系里的人，他们的人身都只能属于国家，而非其他人的从属，这就是秦汉二十级军功爵的核心逻辑。

　　从后世汉墓出土的资料看，西汉时期普通民众平均拥有的土地也就二三十亩，远远少于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制下庶民占田一顷的标准，所以这个授田标准实际上是一个各等级占有土地数量的上限，也就是说，在西汉一开始授田制度和限田制度就是一体两面。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西汉自耕农来说，他们的税务负担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土地税和人头税，而后者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者，这就是从秦国延续下来，一直到唐代的税收政策——舍地税人。在人少地多的当时，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想办法尽量对每一个民众的精确控制，自然人头税就成为税赋中的大头。

　　显然，商鞅在设立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去开垦更多的土地，因为只有耕种更多的土地，才能变相的减少自己人头税的负担。而到了西汉初年，由于田租很低（文景时甚至到了三十税一的地步），这实际上更加剧了土地兼并，因为即便农民失去了土地，也无法摆脱占税赋大头的人头税，而限制富人田地占有数量的爵位又是可以购买的，于是乎土地兼并就发展的更快，产生了大批的失地农民。

　　与后世法律不同，两汉时期的法律只承认两种身份：良民、奴婢，不承认依附民和佃农的存在。而对将土地交给良民耕作，收取田租这一社会现象，两汉有一个专有名词——役使贫民，有兴趣的书友可以在《汉书酷吏列传》中多次发现这个专有名词。役使平民在两汉，尤其是西汉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地方长官的主要打击对象。

　　除了自耕农之外，两汉中央政府只承认私人占有奴婢和良民雇佣其他良民劳动的合法性，不承认其他的任何形式。所以那些为豪强地主耕种土地，缴纳田租的失地农民在两汉中央政府眼里，就成了事实上的奴婢。但在两汉期间私人占有奴婢的数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个私人最多能占有200个奴婢，而且主人要为奴婢缴纳人头税，税额是普通人的两倍。

　　以秦汉为代表的华夏第一帝国的组织架构里，只有官和民两个层级，或者说只存在国家和劳动者两个层级，只有国家才能无限制的占有劳动人口，只有国家才能以土地的使用权作为报酬来换取劳动者的产品和无偿的服务。

　　当一个私人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来让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他无偿服务，在国家眼里这个人也就拥有了等同于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不合法的封君。

　　这个封君撇开国家，获得了对大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外，掌握了超越自己政治等级的权力，在原有的两级政治体系里插入了一个非法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两汉时期不断打击豪强大族和庄园经济的政治逻辑。

　　于是在两汉时期产生了一种悖论，两汉中央政府一方面以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和以人头税为主，土地税为辅的税赋体制不断地制造失地农民，迫使其不得不沦为豪强地主的租客。另一方面又拼命的打击豪强和庄园经济，禁止其占有大批土地和失地农民。

　　在这种悖论之下，农民即不能安稳的当自耕农，也无法安稳的给豪强地主当租客，最终只能被迫逃亡，沦为流民。这种以制度性矛盾而产生的流民潮就这样形成了，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北方的黄巾、南方的山越，便是这一悖论的结果。

　　蔡不疑觉得只要国家不多管闲事，这些失地农民来他庄子里当租客便好了，虽然要缴纳一半田租，但比那些被劳役兵役口赋算赋弄得焦头烂额的自耕农还是要强多了，自然流民问题就解决了；在赵延年看来，不是你们这些豪强地主大肆兼并，欺压良民，那些小民也不至于跑到山里去当山越。从某种意义上讲，蔡不疑和赵延年他们两人其实都没错，错的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秦汉第一帝国体系。

　　当然，魏聪并不知道蔡不疑与赵延年的这场争论。此时的他已经从刚刚战胜强敌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巨大的疲劳一下子淹没了他。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皮正在向下坠，。就好像挂上了两个铅块。旁边的王寿是个有眼色的，立刻对旁人喝道：“阿葛，你带来的羊皮呢？快拿来铺开，伺候郎君歇息！”

　　“诶！”王葛应了声，赶快将皮褥子铺在石头后避风处被火堆烤热的地上，王寿小心的检查了下，又将旁边的柴灰扫开了些，这才扯了扯魏聪的衣袖，先指了指地上的羊皮褥子，又做了个请的手势。

　　“多谢了！”魏聪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向王寿点了点头，然后就走到羊皮褥子旁，和衣躺下了。

　　“魏郎君呢？”蔡不疑回来后往左右看了看问道。

　　“在石头后面，已经歇息了！”王寿低声道：“我让阿葛铺了羊皮褥子！”

　　“嗯，你做的不错！”蔡不疑长出了口气，盘膝坐下，脸上露出了疲倦之色。王寿凑近了，低声问道：“游徼怎么了？那贼子说了什么？”

　　“将死之人，无论说什么都无需放在心上！”蔡不疑笑了笑：“只要明早押到县衙就万事大吉，倒是魏郎君这件事要小心，不要生出岔子来！”

　　“要不明天天一亮，就由小人带着王葛送魏郎君去您庄子上？如何？”王寿问道。

　　“也好！”蔡不疑立刻明白了过来，自己身为游徼是肯定要押送赵延年去县城的，而魏聪实在是太显眼了，而且和这些兵士待得时间越长麻烦事越多。不如让王寿和王葛这两个与其一同擒拿赵延寿的兵士一同离开，这样麻烦就可以少不少。

　　“不过不要去我家庄子，那儿人多眼杂，容易出乱子！你记得我那个在葛泽旁的别业吗？就是每年射猎野鸭水鸟的那个。你和王葛就送去那儿，和魏郎君一同住下，等我回来再说！”说到这里，他从腰间接下一块玉佩，递给王寿：“这个你带上，交给守屋子的张老头，就说就像伺候我一样，千万不要慢待了！”

　　“游徼放心！”王寿小心翼翼的收下玉佩，放入怀中：“一切都包在小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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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当魏聪离开营地，向山下走去时，太阳才刚刚爬过山脊线。他眼前与其说是道路，不如说是一条穿过草丛的痕迹，这路像蛇一般前后蜿蜒，有时和溪流交杂缠绕，有时则几乎完全消失。好几次魏聪都以为这家伙已经迷路了，但看王寿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决定还是闭嘴跟上为妙。

　　“您看，这是什么，我们就快到了！”王寿指着草丛中的车辙，高兴的对魏聪喊道。

　　魏聪点了点头，他猜出了个大概，原本发酸的双脚已经觉得好受多了。

　　“郎君！您累了吧！请稍待片刻！”王寿也不管魏聪听不听得懂，指着远处慢慢行来的一辆驴车道：“待小人把前头那辆驴车拦住，载您一程！”说着他便跑到路中间，挥舞着手臂对迎面而来的驴车喊道：“停住，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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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李鬼

　　驴车被拦住了，王寿和驴车的主人说了几句话，便招手请魏聪上车。魏聪登上驴车，盘腿坐在一堆麦草上，他注意到驴车的车轮是实心的——居然没有辐条，他不禁暗自兴奋起来——这可是一项不错的技术改进，自己得记下来。

　　驴车上的空间有限，王寿他们两个只能徒步跟随，两人挺着胸脯，把长枪靠在肩膀上，就好像两个护卫。微风迎面而来，带来即将成熟的麦香，魏聪打了个哈欠，他又有点困了，除了屁股下的驴车颠簸的厉害，一切都很好，怎么样给马车减震呢？弹簧还是皮带？魏聪开始努力在脑海中搜索答案起来，正思忖间，突然听到前头赶驴的车夫唱道：“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魏聪听不懂那车夫唱的什么，但听声调高亢悠长，倒也别有风味。他正想着要怎的才能尽快学听说，打破语言障碍，从道路两旁的草丛中冲出四五个汉子来，手中拿着竹枪短刀。还没等魏聪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的腰眼就被一个硬物顶住了。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原来自己又遇到盗贼了！

　　“汝是何人，车上坐的可是荆州蔡氏的客人！还不快放人！”王寿的反应最快，他一边与王葛背靠背挺矛阻止四周的盗贼，一边对车上喊道。

　　“什么狗屁荆州蔡氏！”那驾车汉子用匕首抵住蔡聪的腰眼，迫使其跳下车来，笑道：“汝可曾听过绛衣将军的名号，快放下兵器，交出财物，饶尔等不死！”

　　“绛衣将军？糟糕，是张伯路！遇上这厮，可完蛋了！”王寿闻言大惊失色，原来这张伯路本是江陵人氏，少年时就好勇斗狠，带着同乡的恶少年四出抢劫财物船只，他喜欢头戴赤色头巾，身着绛袍，自号绛衣将军，麾下有四五百人，都是轻狡亡命的少年，相邻郡守官吏奈何他不得，甚至派人与他送礼结好，免得遭到他的抢掠。

　　不过这张伯路是有名的生活豪奢，讲排场，走陆路则是车骑开路，走水路就有轻舟护送，即便是侍从之人，也身着锦袍。看这几个劫道一身破麻衣，只有竹枪短刀，分明就是寻常的小毛贼，怎么看都不像是声名赫赫的绛衣将军的手下。看到这里，王寿心里便生出疑心。

　　“还不让他们放下兵器，不然我就杀了你！”那车夫见王寿和王葛不放下武器，对魏聪喝道，魏聪猜出对方应该是想要拿自己胁迫那两个兵士做什么，他咬了咬牙，脚上一钩，将自己的背包从驴车上带了下去。

　　落地的背包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王寿灵机一动，赶忙喊道：“张将军，你不过是求财，这行囊乃是这位郎君所有，里面各种奇珍异宝数不胜数，你何不取了行囊离开，大家都好！”

　　那车夫看了看地上的行囊，想要弯腰去取，又怕被魏聪所乘，便踢了魏聪一下，指了指那行囊。魏聪弯下腰，打开背包，从里面取出一副小圆镜来，随手打开一看，顿时把那车夫的目光吸引过去了。

　　“这，这，难道是水晶镜？”

　　魏聪没有理会他，将镜子递给对方，又从里面摸出一物来，就这般他从里面拿出了四五物件，众人莫说见过，便是想都未曾想过世上竟然有这等奇妙之物。这时魏聪从背包中拿出一个黑色的棍子来，递了过去，那车夫下意识的伸手去接，却不想他手刚刚挨到棍子，便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电击，顿时浑身剧烈颤抖，小便失禁，头发膨张，扑倒在地。

　　“雷，雷电！神仙，神仙！”王寿站的近，看的很清楚，那车夫刚刚的样子，分明是被雷电击中，他没想到这个来历不明的魏郎君竟然还能役使雷电，这岂不是个活神仙。想到这里，他双膝一软，下意识的跪了下去，王葛也赶忙跟着跪了下去。

　　魏聪目光扫过四周的盗贼，他有意识的让自己目光淡漠，没有感情，显然，刚刚那种电击给了这些盗贼很深的印象，他决定趁热打铁。魏聪将电棍举过头顶，让所有人看清电棍的末端，然后按下按钮，淡蓝色电火花在电棍的末端跳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宣泄着未知的神秘力量，这顿时击溃了盗贼们最后的抵抗意志。

　　“求神仙饶命!”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仙人饶命！”

　　盗贼们丢下手里的短刀和竹枪，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魏聪收起电棍，对王寿做了个手势，王寿赶忙站起身，在驴车上找了根绳索，将地上的盗贼们和车夫都捆成一串，拴在驴车车辕上，挺着胸脯，得意洋洋的向蔡不疑的别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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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不疑别业。

　　“什么？魏郎君是个活神仙？”蔡不疑正要放进水桶中的脚停住了。

　　“不错！”王寿脸上满是得色，很是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得意，他已经把自己列为魏聪的首席追随者了，颇有与有荣焉的意思，他便将途中遭遇盗贼，被魏聪以雷法擒拿慑服之事讲述了一遍，最后道：“那伙盗贼出来抢劫撞到了铁板上，还真是倒了血霉！”

　　“真的是绛衣将军张伯路？”

　　“哪能！”王寿笑道：“是个冒名的小贼，原本是西乡里人，叫张元，想要借张伯路的名声抢劫，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张伯路的手下怎么这么寒碜，只有竹枪短刀！”

　　“原来是这样！”蔡不疑松了口气，苦笑道：“这世道真的是愈来愈不成了，光天白日，几个小毛贼拦路抢劫郡兵护送的宾客！”

　　“谁说不是呢！”王寿叹了口气：“那这几个小贼怎么处置？”

　　“马上要收麦了，家里人手不够，让他们先替我把地里的麦子收了，再送去县衙！”

　　“是！”王寿应了一声，他犹豫了一下，问道：“游徼您刚刚从县衙回来，可知县尊如何处置那赵延年？”

　　“你是问赏赐的事情吧？”蔡不疑笑了起来，他摇了摇头：“让你失望了，县尊已经赦免那赵延年了！”

　　“啥？赦免赵延年！”王寿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他可是灭了曹家满门呀！少说也有二十多条人命，那赵延年便是有十条命也没了！”

　　“你不知道，新来的县令是马融（东汉末年著名大儒，卢植、郑玄皆为其弟子）的入门弟子，用的是春秋决狱！”蔡不疑叹了口气：“那赵延年欠了曹无疚子钱，还不起他的父母坟地便被曹无疚占了，还将其坟头都平了。县尊便依照春秋经义：父母受辱，为人子者必报之说，便赦免了赵延年的死罪，只教训了他几句，便放他走了！”

　　王寿听到这里，已经是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所谓春秋决狱，又叫引经决狱，经义决狱，是是指两汉时期儒家学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的司法活动。汉武帝之后，儒学逐渐官学化，儒家学者往往会利用法官的身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或讨论。

　　儒家化的司法官员在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面对汉初制定的体现法家精神的汉律，又不能及时修改刑律和曲解刑律的情况下，采取了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案件审理依据，从而实现对司法活动的儒家化改造。

　　就拿赵延年这个案子来说，就适用于儒家的原心定罪原则，即根据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善良与凶恶，来断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给予处罚的司法原则。“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赵延年虽然杀了曹无疚满门，但他的动机是因为父母受辱而报复，此乃至孝，不但不应当处罚，还应当褒奖。

　　看着王寿失望的背影，蔡不疑撇了撇嘴，其实这件事情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县尊以春秋决狱赦免赵延年不过是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却不在这里。那个放子钱的曹无疚几年前与宫里的大长秋曹季兴联了宗，每年都会运送大笔钱财去雒阳，算是宦官在地方上的党羽。这位县尊应该是党人一脉，赦免赵延年恐怕有利用其手打击宦官党羽的缘故吧？自己一个小游徼就犯不着掺和进这种旋涡里了，不然什么时候被一口吞了都不知道。

　　蔡不疑突然觉得木桶里的水有些凉了，他向门旁侍候的婢女使了个眼色，那婢女便拿着木桶往里面添加热水。蔡不疑惬意的闭上了眼睛，享受着双脚被热水包裹的感觉，现在看来，自己先前对这位魏郎君身份的猜测恐怕是有些孟浪了。

　　秦汉时世人对这种掌握超自然力量的人有一种统一的称呼——方士，当然，也不是说一位太学生就不能同时是一名方士，实际上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之中，把大量业余时间花在占星、谶纬、炼丹服药求长生、习练房中术的人大有人在。

　　但现在毕竟已经不是黄老之术盛行的前朝了，自从孝武皇帝“废驰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已经在东汉社会的上层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这些原本活跃于上层社会的方士们就被逐渐边缘化，神秘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下社会中下层，与民间原有的巫术等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道教，在蜀中、江淮、吴越、荆楚等南方地区尤为盛行。

　　这种宗教不可避免的和下层人民的反抗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其有力的思想武器。这种有宗教背景的农民起义被东汉的统治阶级称之为妖贼，而这些宗教人士在蔡不疑眼里，无疑就是潜在的危险分子。

　　“妖贼还是太学生，还真是说不清呀！”蔡不疑自言自语道：“罢了，听其言而观其行，先静观其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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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寿，你看这样改装之后，车上是不是舒服多了？”魏聪笑嘻嘻的问道，身着无袖青布短衫，头裹幅巾的他至少从表面上看去，除了身材特别高大，皮肤白皙光滑之外，已经和当时大部分平民没有什么区别了。

　　“是舒服多了！至少不怎么颠屁股了，就是晃得更厉害了，坐久了会头晕，我宁可走路！”王寿笑哈哈的答道。

　　“不识货的土鳖！”魏聪无奈的腹诽道，他在蔡不疑别业待的一个月时间里，除了抓紧时间学习语言和书写之外，时间就花在改进马车上，在发现当时早就有了新式车轮之后，魏聪就进而改进了当时四轮马车，尤其是悬挂系统，他将原有的将车厢直接刚性连接在车架上改为用皮索悬挂在车架的支杆上，这样马车行驶时的纵向起伏就会被转向为横向摇晃，不但乘客的屁股会舒服不少，也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

　　王寿倒是没有察觉到魏聪的不满，他笑嘻嘻的探出头，看着道路两旁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晃，不时可以看到道旁行走的农妇，那些是给田里劳作的男人们送饭的。每当看到这些女人们时，王寿便神采飞扬的唱起一些粗俗民谣，引来了不少嗔骂声。

　　“老王，看你的年纪，家里有媳妇吧？”魏聪皱着眉头问道。

　　“有，娃都有三了！”王寿一边目不转睛的盯着路旁一个正在整理衣衫的少妇，一边漫不经心的答道：“最大的那个明年就要交算赋了，想起来就头疼呢！”

　　“算赋？”魏聪闻言一愣，他这才想起来这应该是人头税的意思，小心的问道：“这算赋多吗？”

　　“多吗？”王寿回过头，苦笑道：“郎君您是贵人，哪里知道这些，一个半大娃，无论男女，年满十五就要交官府一百二十钱，折算成粮食就是一斛二斗米，还有劳役，兵役、田租，年纪更小的娃只能吃饭不能干活还要交口赋，您说多不多？”

第8章 公地

　　“那，那你们都是怎么过的？”魏聪低声问道。

　　“怎么过的？”王寿笑了起来：“还能怎么过？熬呗，熬得过就活，熬不过就死！”说罢，他扭过头，继续向窗外看去，对那路旁的农妇唱起歌来。那粗俗而又带着几分沧桑的歌声魏聪此时听来，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地方到了，郎君咱们下车吧！”

　　魏聪跟着王寿跳下马车，只见路旁是一大片坡地，一直延伸到几里外的针叶林。坡地上种满了麦子，但是看上去生长的不怎么样，魏聪走近了随便掐了一支麦穗，发现上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麦粒是干瘪的，剩下三分之二也不够饱满，远远无法和刚刚看到路旁的麦田相比。

　　“这麦田是蔡游徼的？收成可不怎么样呀？”魏聪皱着眉头问道。

　　“应该说这麦子是蔡游徼的！”王寿笑嘻嘻的问道：“至于收成不好那是正常，这麦地只撒种子没人管的，今年风调雨顺，收成算是不错的，放平日也就挣个三倍种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