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万盛世 第1175节
这次，终于搭上了琉球王国的商船，第一次登上了倭国的土地。
“听说倭国这些年国内打的很厉害，他们到底是争什么？”
陈申出发前其实了解过一些倭国的信息，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装作毫无所知的样子问道，也是为了通过琉球人之口更多了解倭国现在的局势。
“领地和权势，他们那个天皇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琉球商人侃侃而谈他们知道的倭国情况是，当听到他们口中“天皇”一词时，陈申不由得皱皱眉头。
大明官方资料是绝对不会用“天皇”这个词语的，因为在大明眼中，皇帝只会有一位，那就是大明皇帝，天下也不允许有第二个皇帝。
即便是朝廷知道西方还有一个教皇，但毕竟人家只是宗教领袖，不领俗务的，所以倒没人过多提这个事儿。
但是今天，陈申从琉球商人口中知道倭国国王居然被称为天皇，难免不皱眉，思考着要不要把这个事儿禀报回去。
其实，这个事儿，大明朝廷高层多少也听说了，不过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夜郎自大，小小的国王敢自封天皇。
加之此时倭国内乱，大家都知道所谓天皇其实已经被架空，失去了权利，和春秋战国时周王无异，完全靠着那些诸侯施舍过活，也就只是一笑而过。
如果此时的天皇掌握倭国的实权，怕是大明这些高官们早就坐不住了。
受到魏广德的命令，此时大明的锦衣卫已经全方位侦查倭国的情报，不仅通过“走私海商”这条线踏足倭国，还派人从朝鲜和琉球南北两面接触倭国，力求全面了解此时倭国的局势以及物产。
在此时大明军方高层当中，已经悄悄流传着倭国金山银山的传闻。
第1071章公忠报国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
大明京城文华殿上，魏广德和万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开这书本，魏广德正在按照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讲今日的课程。
而现在正在说的这段，就是汉文帝劳军细柳营。
张居正毕竟是军籍，所以并不会入其他文官那样，把军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儿，所以一些古达军事典故也编入书中，用来教导万历小皇帝。
应该承认，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张居正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旦确认战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获得胜利，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
成礼而去。”
魏广德还在那里抑扬顿挫背诵着《史记》中的这一段，而朱翊钧面前的书上，也正是摘录的这部份。
讲书，肯定要先把书完整的读一遍，毕竟古代学习讲究的是“识文”和“断字”，没有老师讲，怎么断学生还真不好判断。
毕竟这年头，大明还也没有标点符号。
后世国人熟悉的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
此后，新式标点符号逐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也是错误的，而且发展其实也绝对不晚，而且也不慢。
当然，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清朝后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国内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标点符号，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用并引入，还对古籍详加注释。
而胡适等人的提议，不过是将其正式化，成为官方文书的一部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就逐步的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标记，此可理解为标点符号的前身。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
离经，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而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
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
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离经，其实“、”已经可以看做和现代书写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
其实“○”这个标记，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经比较常见，甚至每章都能见到，只不过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义。
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这称为句读，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
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而万历皇帝面前的书，自然就有上述标记，这也是为了让小皇帝在后宫看书时避免出错。
“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
古文原本讲完，魏广德又用白话把故事简述一遍，这有利于朱翊钧明白故事全貌。
按照张居正原意，编入这一段，一是让小皇帝对兵事有个初步了解，还有就是让小皇帝懂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明白制度信仰的价值。
这对于大明朝的文官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皇权至上的年代，文官行使的就是皇帝授予的皇权，没有皇帝的信任，文官离致仕也就不远了。
“周亚夫能够严格遵守军纪，即使是面对皇帝也不例外，这体现了纪律和规矩对于维护军队秩序和确保任务完成的重要性.
汉文帝通过这一事件认识到了周亚夫的才能和忠诚，这表明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和任用有才能的人，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些挑战。
同时，这也提醒上位者在与下属交流时，应尊重和理解下属的工作方式和规则，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周亚夫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对朝廷和皇帝的忠诚，上位者应该鼓励属下培养这种忠诚和责任感.”
进一步的解释后，让小皇帝能够明白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深意。
如果不是由将官口中说出，光是靠小皇帝自己琢磨，怕是在等几年也未必能够想到。
而现在通过经筵，小皇帝很容易就能通过故事体会到其中道理，这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
等课业讲完，魏广德让小皇帝回去写一篇感受，再把《劳军细柳营》抄三遍，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讲罢，魏广德端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口干舌燥的感觉顿时大减。
“老师，朕记得周亚夫结局好似不怎么好？”
接下来闲聊的时间，小皇帝开口说道。
魏广德点点头，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周亚夫因被怀疑谋反，最终绝食而死。
“那陛下认为，若你是景帝，会如何对待他？”
魏广德面露笑容，很平淡的问道。
“囚禁在府中，保留体面，毕竟‘七国之乱’时，他确实立了大功劳。”
小皇帝思考以后说道。
“陛下认为周亚夫有罪？”
魏广德笑问道。
“虽然朕也认为，周亚夫置办甲胄或许真的是殉葬所用，但那又如何，朝廷有明文，禁止私藏甲胄。
他身为宰相，当然知道此为律法，却依然在府中收藏，自然有罪。”
小皇帝朱翊钧一脸严肃说道。
魏广德盯着朱翊钧半晌，让小皇帝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更多或许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的时候，魏广德才哈哈大笑起来。
“陛下说的确实没错，周亚夫私藏甲胄一事儿，按律确实有罪，即便他辩称是其子在操办，他并不知情。”
实际上在古代，甲胄一直都是被视为战略级装备，私人家中是绝对不允许收藏的。
即便是大明的军户，家中也只能保存祖先留下来的甲胄，也就是鸳鸯战袄或者曾经使用过的铠甲作为纪念。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武将家族能保留下来的铠甲也不会很多，不够区区数套而已。
这对于大明来说，当然不算什么，毕竟大明军卒的披甲率是历史最高。
是的，大明即便是最差的卫所，披甲率也接近五成，而精锐边军的披甲率能够高达八成以上。
不要认为大明军卒大量使用棉甲，只有军将才使用铁甲，是不是棉甲防御力不好，其实棉甲的防御力相当优秀。
当然，这是指保质保量那种，偷工减料的不算。
十多年后的援朝战争中，数万明军就能击退数十万倭寇，其中可不仅仅是明军火器优良，而正是明军边军精锐的高披甲率，让明军能够以一敌百。
事实上，当时中日战争中，明军以火炮占优，而日军则是铁炮有数量优势。
但是，日军在“战国”所仰仗的铁炮，在面对明军披甲士兵后威力大打折扣，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弹矢不能破”，甚至有记载，“箭也立不起来，刀也切不动”。
不仅是日本刀捅不进明军盔甲，威力更大的竹枪也捅不进去，这可不是后世的段子手编造出来的，日本一些私人笔记中就有此记载。
当然，日本官方史料大家看看就好了，如“《太阁记》第15卷、《立花战功录》、《加藤家记》、《久国杂话》：碧蹄大捷，击败明军百万，斩首3万8千余”
好吧，指这一战就把明军援朝全部给杀光了。
实际上，万历援朝战争打了两次，第一次大明出兵四万，第二次出兵近十万，共计十四万人上下。
日本第一次出兵十五万，第二次增兵至三十万，丰臣秀吉投入了十万预备军和六万卫队。
至于最出名的“碧蹄馆”一战，大明参战兵力五千余人，遭到三万到四万日军围攻，战后明军伤亡两千余，其中当场阵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五千余，阵亡不详。
而这一战最明显的就是，日军武器对明军杀伤力有限，明军可以正面冲击人数占优的日军而胜。
可见，甲胄在古代战场上的价值，那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