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86节
“根据内务部的调查,目前已经可以确定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均为叛徒、国民党特务李维罕所鼓动,为破坏革命所造成的错误决议。
但反革命分子李维罕破坏革命的行为并非是孤立的,在湖南省委当中,有人故意利用其破坏革命行径中下达的错误指示,甚至借机把真正的革命的领路人李德胜同志批为甚么右倾逃跑和枪杆子主义,更是不折不扣的坏分子!
以李维罕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故意错误传达苏联同志的革命经验,刻意忽视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争取群众的主流,把少数破坏分子的烧杀行为污蔑为全苏共共同的决策,是对革命宣传的反动!
这些反动分子借此名义对井冈山根据地所谓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政策的批判更是无稽之谈,是故意损害革命力量的反革命行为!”
听到这里,一些湖南省委委员们已经开始感到不安,另外一些则激动了起来,甚至不受控制地交头接耳了起来——
“李书记真能担任中央总书记?”“估计是现在的中央政治局终于算是稳定下来,才不再乱七八糟地瞎搞了。”“反对李书记的就是坏分子!”“那些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李书记,自己却只能提出损害革命力量的馊主意,一看就是敌人派来破坏的……”
听到身旁纷纷的议论声逐渐不再遮掩,在底气渐渐充足的过程中,这些李德胜的支持者们不自觉地放大了声量,大半个月前才接任牺牲的牲彭公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王一飞脸色变幻不定。
虽然他谈不上是任济民口中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支持者,但他也的确没能制止这些人的活动,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发展到了如今这样敌我矛盾的地步。
犹豫再三,王一飞终于咬牙对任济民询问道:“任部长,中央给内务部肃反委员会下达的在湖南省委肃清反革命分子的任务,有没有提到要怎么处理……那些反革命分子?”
瞥了一眼表现青涩的王一飞,任济民摇了摇头,沉声说道:“中央没有专门规定处理的办法,不过,内务部有着中央赋予的随时搜捕、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权力,只要确认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就可以就地处决……就像处决叛徒李维罕那样。”
“根据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情报,在湖南省委当中,就有类似严重程度的顽固反革命分子。王书记,等下你就可以看到内务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办法了!”
任济民的话音刚落,还在议论当中的湖南省委委员们就瞬间静了下来,看向了任济民。毫不在乎面前复杂而繁多的目光,任济民展开了一张纸,面色如常地念道:
“当前湖南省委中反革命分子名单:杜修经、席克斯、何舍鹅、周鲁……宁迪卿。”念到最后,任济民不经意地看了看已经如坐针毡的周鲁等人,便放下了文件。
接着,肃反委员会的保卫人员随着任济民的示意冲了进来,开始逐一抓捕名单上的人员。
“你不能这样随便抓我们!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我要向中央抗议!”周鲁铁青着脸大喊道。
“哦对,还有一项没有宣布的内容,”任济民慢条斯理地检查着手里的左轮手枪,确认一切正常后上好了剩余的六发子弹,接着说道:“对以上周鲁等反革命分子,并处开除党籍的处理。”
说罢,任济民举起手枪,凭借志愿军战士的战斗记忆行动……下一秒,子弹从周鲁的太阳穴穿过,在地上留下了惹眼的红白颜色。
“现在,我提醒湖南省委诸位同志,务必坚决执行以李德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定,拥护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向李德胜同志看齐。事情正在起变化,过去那种凭个人想法意愿干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革命的胜利要求我们党员拥有铁一般的纪律性,坚决执行李德胜同志提出的,在我国国情下唯一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而我们内务部肃反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就是清理反对这一正确路线的潜在反动分子。”
在许多湖南省委委员们苍白的脸色中,任济民面无表情地宣布。虽然他的发言毫无政治感染力,但摆在地上的周鲁的尸体,充分证明了任济民和肃反委员会会对反对李德胜路线的人采取什么手段,震慑了他们。
虽然参加革命的多数人并不怕牺牲,但他们同样不愿毫无价值地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死在反对中央路线上。更何况,在周鲁、杜修经等最坚决反对乃至敌视李德胜路线的人被清除后,湖南省委这个李德胜一手创建的组织中支持和认可他的还是占多数。
所以,尽管任济民下手狠辣、不讲究处分同志的纪律和原则(就像历史上反对李德胜的人所做的那样),在场的湖南省委委员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忽略掉了他的动手,而是期待起了李德胜同志担任总书记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当然,场上依旧寥寥无声。
在湖南省委的委员们渐次离开了这个染上了鲜血的会场后,上任不久的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咬牙留了下来,镇定地对任济民问道:“内务部肃反委员会的任务,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
任济民摇了摇头,再次数了数左轮手枪中剩余的五发子弹后冷冷说道:“即便革命不断发展,敌人派来的特务、叛变的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还是会源源不断出现,肃反委员会的任务可没有终止这一说。”
随后,任济民话锋一转,道:“当然,对于只是动摇的党内同志,我们还是会选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教育为主。只要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倾向做了改正,就还是可以正常参加革命工作的,不会直接记入反革命分子的行列。
就像刚才,譬如周鲁、席克斯等顽固反革命分子,在湖南省委当中肯定有一些拥护者,肃反委员会也没有对他们一网打尽,而是给了他们改正的机会。对这些人的处理后续会另外宣布,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涉及到处决的问题。”
(历史上周鲁作为特派员到井冈山后,为了争权夺利“假传圣旨”,声称李德胜被中央开除党籍,致使他被迫脱离组织生活、失去军队指挥权数月。)
还不能完全控制湖南省委路线和主张的新省委书记王一飞一时讷讷不能言。犹豫了片刻,他才缓过来问道:“其他人我都还能理解,为什么要处理宁迪卿?据我所知,他在省委的工作很得力,过去也没有主动反对李德胜同志路线的表现。”
(宁迪卿,1928.10-1930.8任湖南省委书记,被捕后叛变投敌,建国后被判处死刑。)
诧异地看了眼王一飞,任济民才转过头去,看着远去处刑的肃反委员会保卫人员队伍说道:“在湖南党委工作了这么久,你竟然不知道?宁迪卿是没做什么直接和公开的反革命行为,但不论反对李德胜的周鲁还是主张所谓烧屋逼迫革命到底的席克斯和何舍鹅等等,其背后都有宁迪卿的支持。
与这么多反革命分子从游过密,显然不是关系好就能解释的。而宁迪卿的工作和这些人的反革命行动主张直接相关,显然他才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后台,清除反革命分子,哪有只处理从犯而不处理主谋的道理?”
王一飞呆立当场,回忆了半晌过往后才说道:“谢谢任部长,我明白了……全都明白了!”
摆了摆手,任济民便算和王一飞这个湖南省委书记告别了。让他不知有些失望还是高兴的事是,自己在肃反委员会保卫人员离开后单独呆了这么久,给那些人的徒众足够的机会,却也没有遇到想象中的和他同归于尽的刺杀。
任济民没再浪费时间,很快离开了这个临时选定的会场,去对处决做了一次最终的检查。在五人的尸体前,任济民不由叹了口气。即便他已经颇不讲道理的对可能影响李德胜路线执行的人下了杀手,这段时间前后也不过凑了区区数百人。
这种肃反效率,别说是白雀园或是夏曦的战绩了,就连富田事变前后的AB团事件的杀人数量,都还差得远呢。不过,想到那些即将陆续到来的留苏派虫豸们,任济民又兴奋了起来。
有自己这个真正得到了斯大林授权又掌握了枪杆子的人在,那些假传圣旨的经学太监们就是上赶着来送死罢了。
“老李,我就说他们之前欺负你是个知识分子!你看,我这一去处理,整个湖南党委的面貌马上就不一样了,哪还有什么敢攻击你的政治路线乃至欺上瞒下的事。”
回到了已经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驻地,任济民大老远就笑着对李德胜打招呼道。
然而,听到了任济民的话,李德胜原本还为革命事业一天天的向前顺遂发展而颇为高兴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对任济民严肃批评道:“对待我们的同志,哪有你这样不打报告、随意杀人的道理?”
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转移到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央政治局转述的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的任命后,李德胜不得不分出大把心思在处理中央的各项事务上。不必再费心跟打着中央旗号的反对者斗智斗勇,井冈山的革命斗争顺利了太多,但李德胜却一直无法认同任济民这位从苏联回来的特派员同志的行事风格。
任济民没有在意李德胜的态度。在他这个混合的穿越者看来,湖南吐槽王虽然军事和政治的才能无与伦比,但在政治上的洁癖和软弱却也是极端顽固的。倘若他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有列导师一半的强硬,土共在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都会发展的更加顺利。
当然,即便是近乎双倍的穿越者,但任济民却也拿李德胜的性格无法,态度上主打一个逆来顺受和装聋作哑。按照任济民第一份平凡未来记忆的说法,只能说加上了政治洁癖你才觉得这是真的教员。
在这种情况下,任济民只能自发和自觉地做一位下得去狠心的实权猫派,自己来充当替李德胜扫除政治荆棘的自动收割机。李德胜在强硬上很松弛,任济民的冷酷无情又弥补了这点。
“好了好了,这些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湖南省委或者哪怕只是湘南特委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做,大举烧屋把群众逼迫成所谓革命的无产者,更不知道要死多少同志和无辜群众了。我虽然在杀人,但实际是在救更多人,哪能像你这么犹豫不决。”
(历史上的湘南暴动,由于在席克斯、何舍鹅等特派员主张下采取了“焦土政策”,县城、村庄浓烟滚滚,哭喊连天,随后大批群众跟着暴徒乱杀。
仅郴县一地,在两天时间内被杀的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就达1200多人。区县党员干部和农会干部普遍被砍头、活埋、奸杀和其他各种方式虐杀,土共的群众基础和基层组织彻底丧失。
土共在湘南彻底失去民心,被群众所排斥,无法在当地立足的朱德陈毅只好率部上了井冈山。)
任济民一副惫懒模样地说道。这副神态普通的同志是见不到的,任济民逼着自己在绝大多数面前保持着冰冷强硬的态度。唯有在他可以确定温和的李德胜面前,他才能放松自己,表露出未来年轻人和国棉17厂工人共有的那副“朝气”模样。
“但你没有向中央打报告!我已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表决,收回内务部肃反委员会随意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权力。命令已经下达,从现在以后,你没有这样随意杀死党内同志权力了!”
李德胜见任济民显然对组织纪律没什么尊重,便转了个圈,从中央决议的角度来尝试说服他。
“没有用的。我组建内务部的授权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同志,你想要彻底收回我的审判权,至少也得等到土共彻底脱离第三国际的影响那一天吧。我可不想看到我接受命令的第二天,你就被从苏联来的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留苏派给按到了冷板凳上。”
任济民摇了摇头,浑不在意地答道。
显然,他对于李德胜反对强硬处理反对派和分裂分子的态度早有预料,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任济民默默腹诽:“要是我不搞这些盘外招,提前杀了那些搅事的人,被这些招式招呼的可就是李德生自己喽。手里有刀不随便用,和没刀可是两回事。”
李德胜听不到任济民的心声,却也被他的话给堵的没脾气。毕竟,作为任济民这个斯大林同志亲自派出的苏联特使的“直接受益者”,他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上位就说明了苏联对土共的影响之大。
至少在短期内,李德胜还找不到土共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的可能,不认任济民这最高级别的授权更是没什么希望。而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李德胜当然不可能忽视自己和那些留苏派的路线到底有多南辕北辙。
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胜也不得不承认,任济民最后说的情况有着非常大的可能。
“好了。这批人处理完了后,短期内苏凡委员会不会在湖南省委当中杀人了,你还是加紧推进湘赣两省的革命事业吧!至于我这个暂时的闲人,就去根据地的农村多走走,看看革命后到底改变了什么?”
聊天时在李德胜身旁坐了一会,凳子都没捂热,任济民便拍拍屁股起身,对李德胜告别离去了。
摇了摇头,李德胜无奈又情绪复杂地抽了口香烟,叹道:“还是个娃娃嘛!”
第446章
1927年12月25日,井冈山边区特委的院子里,应邀前来讲演的任济民气定神闲地站在讲台上,自然地发表着他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演。虽说来自国棉17厂工人的记忆力不乏这样的场景,但对于彻底形成一个革命新人的任济民来说,这还真是头一遭。
不同于那些需要他冷面震慑的同志,对于这群了解他的行动后真诚而热情发出邀请的同志们,任济民要摆出的是温和许多的模样。轻咳一声,站在桌前的任济民便开始对着院中期待的眼神开始了发言——
“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内颇有一些同志对党中央和内务委员会支持李德胜同志的态度不满。但这些人又不敢和中央公然对抗,就在台下阴阳怪气,说什么这是宗派主义的粗暴行动云云,甚至阳奉阴违,故意把党下达的任务给搞砸。
坦诚地说,对这样的人,我是颇看不起的。他们既没有革命者表达意见的坦荡,又没有理解和贯彻中央决议的觉悟,只好搞些阴谋串联的把戏,实在上不得台面。
为什么我在这里又要提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投机者是革命事业的蛀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革命者在冒着敌人的枪炮干革命的时候,同样不能不注意来自后方的暗箭……”
任济民啜饮了一口讲桌上的茶水,等待了听的入神的同志们片刻,便接着讲道:
“当然,这些人绝不是我们革命的主流!以这些人的阴谋行事风格,只要党的路线正确,就绝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对革命造成重大破坏。
在中央转移到根据地、转变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后,改善了革命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在座的同志们应该和我一样,能够感受到革命事业这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革命的业绩,是那些阴谋反对者和投机家无论如何也何抹煞不去的!
在过去,我们多数的同志便被那些啃过洋面包的人给糊弄了,以为发展无产阶级的同志、进攻大城市才是革命力量高涨。但我要说,这是错的!李德胜同志说过,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这话绝对正确!”
说到这里,任济民那份来自国棉厂工人的记忆仿佛被唤醒,想到了政权被枪杆子打倒的一幕。不过,容不得任济民多想,下面一位操着湖南口音的小同志颇为大胆地对他提问道:
“可任部长,我们听说,你也是去苏联留过学、啃过洋面包的咧,不会也像那些洋特派员一样糊弄我们吧。那些人那样说,你又这样说,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到底听谁的好。
就像李委员说过的,那些特派员总说这也绝对正确那也绝对正确,到最后大家稀里糊涂的就打了败仗,损兵折将……”
任济民笑着摇了摇头,道:“同志们的革命理论水平还不高,对掌握了革命理论的吃过洋面包的人的话还无法辨别,就是党还没有发展成熟时的正常情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带着使命来支持李德胜同志、成立内务部啊!
什么时候我们土共的同志们都能独立判断革命的道理,不被那些洋特派员们随便说一句就左右,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到时候我这个也吃过洋面包的就可以退下来,靠着学过的知识去做一个教员。就像列宁同志说的,当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足够成熟、步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这个先锋队也就可以消失了。”
看着被自己的一番话燃起了斗志的年轻同志们,任济民面带微笑。虽然这些人看起来很稚嫩,但他们支持李德胜的路线,走在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上,终究会迎来革命胜利的一天,成为革命的栋梁。
到时候,继续革命的阻力……总不会依旧那么巨大了吧?
任济民想着国棉17厂保卫干事的记忆,忍不住对未来的事做着推演。很快,任济民轻轻摇了摇头,强迫自己从这种无端的杞人忧天中脱离,继续了自己的讲演:
“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面临着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和军阀等的多重压迫,是极度萎缩的。因此,孕育自其中的无产阶级也很弱小,其自身的力量不足以解放我们的国家、也不足以解放自己。
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农业国,要发展革命,就必须充分运用潜藏在最广大的农民中的力量!我们要把受苦的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加强他们的纪律,训练出革命的武装,去保卫革命政权,破坏敌人的反动统治!
所以,现在同志们可以告诉我,在当前阶段的革命当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革命力量了吗?”
“我们的工农红军!”刚才那位年轻同志继续坚定说道,在院子里听任济民讲演的同志们也纷纷点头跟着说。
“对……但也不对。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和根据地的群众结合起来的工农红军!”任济民微微颔首,随后说道:“我们党自从八七会议以来,就认定了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排除了所有以妥协求和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但历次武装斗争,有成功也有失败。坦白的讲,其中失败的占据了绝大部分,唯有极少数获得了成功,能够持续的坚持下来。在这仅有的武装斗争成功案例中,没有南昌起义,没有广州起义,没有攻打长沙……但有秋收起义后的上井冈山!
这些正反案例雄辩地证明了,只依靠红军的纯军事主义思想是无法保证革命的胜利的,革命的军队脱离了革命的群众,只会逐渐被敌人打击成流寇,像历次城市起义的部队一样,失败后快速流散。只有像李委员这样把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组成一支打不垮、压不烂的革命铁军!”
“任书记说得对!建立在群众中,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红军才是一支打不垮的革命铁军!”
已经转变了思想的杨开明对雷厉风行的任济民颇有些推崇,带头鼓掌道。虽然他在不久前出任了井冈山边区特委书记,但此时还是犹如普通学生一般,认真地记下他的讲演内容。
任济民看着院子中纷纷露出恍然之色的众人,含笑道:
“既然同志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我们前面的一个革命道理就可以讲通了。我们要怎么判断一个政策或是一项命令到底是有利于革命,还是在暗中破坏革命,最核心的一条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
当然,这条判断标准真要落实到实处,还有许多可以注意的细节,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分别。譬如对根据地的发展,在敌人加紧围剿、反革命势力行动猖獗的时候,我们去分散革命力量扩大根据地。这从短期来看是对根据地发展有利的,似乎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毕竟根据地和被解放的群众是扩大了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革命力量没有集中,就会被相对强大的敌人各个击破。最终,反而会导致根据地被破坏,红军和广大群众遭受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确的选择是暂时收缩革命力量,握紧拳头再打人。”
“李委员确实也曾这样讲过,他教我们在敌人被打退、暂时收缩力量的时候,把红军部队分散出去发展根据地,趁机压缩敌人的控制区域;在敌人集中进剿的时候,我们应当提前集中革命军事力量,以集中起来的红军来应对优势数量敌人的围剿……”
有跟随李德胜从秋收起义一路走来的委员说道,验证了任济民的说法。
“在军事战斗上,这个道理是同样的。我记得前阵子在红军里考察的时候,有不少指战员同志曾跟我抱怨说,跟着李委员打仗,胜利是胜利的多,但要走的辛苦路更多,只感觉要把脚底板磨破了。
这些同志只想打胜仗、不想走辛苦路的心理可以理解,他们能够跟党组织坦诚,我们就能和这些同志讲清楚背后的革命道理。但这背后的问题由不得我们不重视。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可以简单夺取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看着听到这里颇为感同身受几位委员,任济民忍不住暂时停下,将桌上的杯中水一饮而尽,才接着说道:
“我们红军发展历史晚、底子薄,几乎全靠缴获来获得自己的武装,面对装备精良、人员众多的国民党军,取得胜利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正相反,如果像军阀部队或是洋特派员期望的那样机械地战斗,失败才是常态。
这胜利是包括李委员和每个基层指战员发挥聪明才智,把我们一切可能的优势或者说至少不是劣势的地方利用起来,才能实现的结果。而一双忍得住磨烂的脚底板,已经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军为数不多的长处了。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不走远路就能打败敌人,不亚于古人想要修只有三楼的空中楼阁,完全是不现实的。
李书记曾跟我说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这就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
听到这里,刚刚因为行军艰苦颇为心有戚戚的几名委员顿时面露羞赧,忍不住低下了头。任济民也不揪着他们来说,只是玩笑般地说道:
“不过,同志们也不必太过担心怎么判断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从那些洋特派员的神气以及对待群众和红军的态度上,看出他们所要执行的政策或命令是否是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而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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