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94节

　　“如果是大队人马行动的话，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文济民摇了摇头，胸有成竹的回答道：“如果仅仅是彭德华、罗雅怀等东北抗日联军干部和少量警卫人员行动的话，以鈤本方面完全不靠谱的长相信息，根本无法发现他们。而且据我了解，东北局目前已经建立了多个完全在党组织控制下的秘密根据地，只要彭德华同志他们和东北局汇合，安全性上可以保证。”

　　“那就初步定下来这个方案吧。”李大钊满意地说道。随后，他的目光扫视众人，继续提起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在抗战开始后，我们土共该如何处理日本在关内的现存势力……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吗？”

　　“我们在东北抗战的过程中要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鈤本宣战是必然的。”陈延年听到这个问题，主动开口说道：“根据我之前了解到的，福州战役后红军武力收回外国租界的影响来看，全国人民苦帝国主义久矣！而在对日宣战后，将日本在华势力从关内彻底清除出去，应该也会获得群众舆论和行动上的直接支持。”

　　“延年同志，此言差矣。”长期主持西北革命根据地内政的西北局副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李子洲摇了摇头。他从现实角度分析，有条不紊的解释道：“我认为，对于鈤本在关内的势力确实需要清除，但行动上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一次性把所有鈤本及其外围势力全部消灭……即便从我们土共目前的实力和控制范围来看，这种遍地开花、分散力量的办法也是不现实的。

　　而从另一个层面说，在东北的局部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就是我们号召全国人民对日同仇敌忾的一面旗帜，有助于我们在前方抗战的同时，以抗日的名义逐步清除对日合作的反动势力。不加区分地把鈤本及其外围势力清除，客观上消灭了用于团结各方势力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使我们党在后续消灭其他国内反动势力的时候，难免出现束手束脚的情况。”

　　“这个办法倒还算合理，但行事上未免太过功利了。”李德胜闻言不仅在心中摇头，对更擅长也习惯于使用阳谋的他来说，李子洲提出的方案实在是失之诡谲。“我认为……李子洲同志提出的第一个意见非常有价值，我们土共目前的实力有限，只能在对日宣战后就近消灭鈤本在关内的势力，不能冒险穿过立场不定又无法控制的国内反动势力的统治区域，翻山越海地去打击日寇。

　　但后一点我不太赞同。即便我们消灭了国内所有鈤本势力，我们党本身也还有革命的正义性，并不需要专门留下鈤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做打击反动派的招牌。更何况……鈤本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会冲上来试图瓜分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在有实力消灭日寇势力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专门留下作为靶子……换言之，倘若我们真的使用这种养寇自重的法子来对付敌人，又怎么能指望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不会发现呢？”

　　“我支持润之的想法，”李大钊在思忖片刻后，果断对李德胜表示了支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抗战中争取友好势力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革命方法的有效性，就忽略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哪怕我们通过抗日统一战线造成的有利条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后续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原本与我们合作的势力抗拒革命和统一，也是要被消灭掉的！”

　　关于革命目的与手段的讨论，这在土共党内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相比于原本的历史，李大钊在八七会议接任总书记后，为了批倒以城市中心论为代表的僵化模仿苏联的革命路线，就没少拿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示下土共的革命方针左右摇摆当靶子，作为把革命目标与手段倒置的典型案例来大加批判。

　　当然，在刚刚掌握中央的李大钊发起这方面的路线批判时，并没有直接了当地批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在一开始，土共与苏联的联络还没有“恰好”中断——而是借着批判“陈独秀错误路线”的旗号，逐步扫清党内各式各样的思潮，将李德胜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确立为党的革命总路线。

　　也正因为主持了这场批判的李大钊清楚陈独秀在这些错误和失败中的责任有限，又在新的革命路线连连、不需要为了团结党内各派系而让老陈这个高个的背锅，在如今这个土共即将建国的情况下，陈独秀这个被罢免过的前总书记才能实现个人的政治翻身，同时给背上“走陈独秀错误路线”、又在后续工作中转变了思想的同志彻底翻篇。

　　计划由陈独秀来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其实从文济民和李德胜的本意上来说，在李大钊决定逐步交接工作、从总书记的职务上卸任的情况下，由他自己来掌管纪检委是更加妥当的一件事。但在李大钊本人的劝说下，他们还是放弃了对这个可能。关于这件事，李大钊早就在和二人的交流中透过底——

　　李大钊个人其实更加偏向研究学问的学者，但为了给李德胜和文济民的革命工作遮风挡雨、将土共带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他逼迫自己做了三年的强势总书记，通过各种手段强行扫清了党内的不同路线。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硬下心来，对包括托派的彭述之等在内的各类行为上对抗中央的党员开除党籍，对于在局部地区搞出类似历史上湘南暴动中“烧屋逼迫革命”手段、毁灭当地革命的群众基础的问题人员，做出不乏直接枪毙的处理。

　　然而人的能力和精神终究是有极限的，李大钊虽然能强迫自己为革命坚持做李德胜和文济民的“列宁”，但眼见国内革命的最终胜利在即，像紧绷的发条一样硬挺了数年的他，终于还是感觉自己到了极限。因此，他私下里对李德胜和文济民坦白，表示自己更希望在建国后做类似最高苏维埃主席（全国人大主席）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闲职，留下足够的时间研究哲学和革命理论……

　　在提到这个想法时，笑谈着的李大钊还提到了他很久以前的革命理想：“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争取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另外的8小时留给我们自己……如今革命正在逐步走向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也希望能在留给自己的8小时里，做一做自己的研究咯！”

　　临时会议上的讨论兜兜转转，终于还是又回到了各地方中央局的调整问题上。尽管李大钊定下了这件事要放到六届二中全会上正式讨论，但在这场没确定主题的临时会议上，畅所欲言的政治局委员们在讨论中还是提出了不少迫在眉睫的问题，让会议的时长不得不一再延长。

　　“由如今北方局的新定位延伸开来，关于东北局和山东局的地位问题，我认为也需要进行重新确定，”还未正式就任的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王荷波主动发言，他用钢笔在自己记录的问题下划了条显眼的横线，展示给会议室内的其他委员同志，“在豫东战役结束后，山东局不但实际管辖范围大为扩大，在位置上也和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我认为，可以直接提升为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地方局，完全没有必要再通过仍处于敌后的北方局转一道联系。”

　　“这的确合理，”李大钊点点头，在烟灰缸里磕了磕烟斗里的余烬，“不过这样一来，级别提升后的山东局大概也需要改个更匹配的名字……既然接下来他们负责管辖山东、江苏和安徽部分地区的党委，大概改叫华东局比较合适——”说到最后时，李大钊用烟斗把指了指地图上的鲁苏皖三省，带着隐隐的笑意说道：“哦对，这样一来。原本的鲁苏皖革命根据地正好可以一并改名，叫做华东革命根据地！”

　　“华东局和华东革命根据地……？”听到这两个新名字，文济民挠了挠头。虽然和历史上的最终划分大相径庭，但革命毕竟讲究一个因地制宜，土共结合实际改出了这两个名字，倒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提法不错，不过还是按总书记你之前说的——正式讨论放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我们现在的意见就都先记录下来。”

　　见与会同志们都点了头，王荷波便继续说起了他提到的第二个中央地方局：“东北局的情况，和山东局还有所不同……更准确的说，是独一无二。截止到目前，除了东北局以外，全国其他各个中央地方局都有直属的野战兵团，发展出了连片的大规模根据地，因此具备建立发展革命政权的完整力量。

　　而东北局则不同。从成立之初，东北局就是为了东北抗日做准备的，始终在敌后潜伏发展，并未转到地上做公开的斗争。等到东北抗战真正开始后，按照中央当前的抗日总体战略，除了要向东北派出主力红军与敌作战，还必然要向东北这个新的战略重心派出大量军政干部建立抗日政权。在此种情况下，东北局同样应当升格为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中央局，并由中央直接对领导机构做出调整。”

　　“提升东北局的级别确实必要，”李德胜微微颔首道：“就像我们在前面讨论中说的，东北抗战第一阶段是以快打快的战略，要确保中央对东北情况即时、准确地做出反应，减少中间环节和建立中央的直接领导关系是必要的。从军委现阶段的实践来看，这种直接联系和领导的关系对我们在东北问题上的反应速度至关重要！”

　　“没错，”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蔡和森由衷表示了赞同，忙不迭地说道：“为了应对东北抗战中建立抗日政权的紧迫需求和战略任务，中央已经在如今的党员干部（含预备党员）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从全国各大根据地抽调了总计八万多的军政干部统一培训。这相比于如今总计六十万的党员人数，是比例极大的一个数字，由不得我们党中央不重视起来！”

　　说到这，蔡和森稍稍顿了顿，又继续正色补充道：“为了补上党员干部不足的缺口，如今许多革命政权的重要岗位都由共青团员乃至党外人士来担任，党员在整体干部中的比例不足四成……另外，在接收旧政府官吏较多的山西，这个数字甚至下降到了更加危险的不足三成。之前山西在推进革命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错误，都是由这个问题引发出来的。”

　　“党员人数的问题确实不容乐观，”李大钊的眉头紧锁，他用空烟斗敲了敲桌子，扫视与会的一众委员们，“如今河南刚刚解放，山东、江苏、四川和安徽的大片区域正在快速纳入根据地治理范围，再加上即将开始抗日的东北，全国各地革命政权中缺少党员的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虽然要严格党员准入标准，但发展党员的速度不能减缓，必要时可以采取在革命工作中逐步考验和筛选的办法……我们不能停下发展的脚步！”

　　听完蔡和森列举的数字和李大钊阐明的当前形势，土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神色纷纷严肃了起来。党员在建立革命政权、巩固革命军队中的重要作用，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众人都大概知道如今党员干部稀缺，但在过去，他们大多对于土共党员数量到底缺到了什么地步，并没有足够直观的了解。如今听到这令人惊心的数字，还是感觉到了担忧……

　　“还有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后，各个地方中央局的人员调动问题。”蔡和森对于李大钊做出的决定不着痕迹地点点头，随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文件。他点了点文件，“北方局（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南方局、西南局、中原局、山东局……

　　我看过总书记记录的计划调到中央政府的同志们名单，在目前这七个地方中央局当中，主要有北方局、中原局、山东局这几个存在人员的调整。哦！对了，还有南方局。不过目前延年同志已经接任了李德胜同志的书记职务，就不再进行重复讨论了。”

　　“北方局书记何叔衡同志要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中原局副书记董必武要担任政治法律委员会书记、山东局副书记罗荣桓和林育荣分别要到即将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担任政委和副司令员……大致就这些同志。”文济民回忆了和李大钊、李德胜两人讨论的结果，大致数了一遍。

　　“在接下来的东北抗战中，北方局担任的角色相当重要，可以让何叔衡同志晚些再返回到中央政府赴任，先派一位同志去担任副书记熟悉工作……”李子洲主动提议道，“至于这个人选，我觉得中央书记处书记谭平山同志比较合适。他过去曾经在北方局担任过副书记，熟悉当地同志和组织关系，短期内就可以快速接手这方面的工作。”

　　“我同意。”文济民闻言点点头，主动表态。

　　李子洲提起的谭平山“北方局副书记”的履历，实际上就是在1924年时，他和李大钊一同主持北方局工作的经历。谭平山不同于历史上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背了锅，身为起义的七个指挥之一，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开除出党。如今的世界线中，他在南昌起义后不久就被召回中央工作，长期在中央书记处配合总书记李大钊的各项政策。如今让他回到北方局主持工作，自然也是轻车熟路。

　　李德胜随后接着说道：“我觉得，中原局副书记董必武同志和山东局副书记罗雅怀同志调任后的接任人选就不必额外选择了，由接替他们主要工作的吴焕先和方志敏同志分别来担任即可。至于林育荣调离后，空出的山东局副书记职务……我暂时还没有什么明确想法。”

　　“不如由董振堂同志来接任？自从当初起义以来，董振堂同志在红五军团任劳任怨，已经彻底完成了向革命军人的改造，麾下的部队在作战中也颇为突出……接下来不论调哪位同志到山东去和山东局书记邓恩铭同志搭班子，都需要他的配合。”文济民提议道。

　　“可以。”李大钊微微颔首，对文济民的提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董振堂同志的党性是经得起考验的，能力在过去的斗争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我认为，他能担得起山东局副书记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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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2章

　　在总书记李大钊主动给文济民和李德胜的意见背书，对几个地方中央局的人员调动做了一锤定音的安排后，这个议题也就此定了下来。至于程序上的最终确认，还要等到建国的相关事宜通过中央全会的表决……对如今的土共来说，正规化并非是摆在台面上的装饰，而是要切实去做的工作。

　　不过，在简单的人事安排以外，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嗅出了李大钊的另一层意味——他对李德胜和文济民无比的信任！

　　照理说，不论在什么政权当中，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之间的权力交接总是最难的，不但有前者不愿轻易交权的问题，还存在后者没办法轻易压平在建国统一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骄兵悍将。甚至可以说，除却几乎全程为唐高祖李渊代打了大唐江山、作为功臣之首多过皇子的太宗文皇帝，历朝历代被指定为继承人的二代领袖都难得善终。

　　不过，这个问题摆在土共面前时，倒并没有显得如何棘手。原因无他，李大钊自从继任土共总书记以来，所做的工作大多关于统一党的路线，土共的具体革命工作，特别是军事相关工作，都一股脑地交给了李德胜处理。实际上，在如今整个土共党内，除了文济民这个一手开创了汉中、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三方面军的核心人物，没有任何人有能够与李德胜抗衡的资历和威望。

　　可偏偏……众所周知，文济民才是所有土共党员中最拥护和支持李德胜的一个。

　　在党中央的三驾马车一个决心辞职、另一个坚决拥护李德胜的情况下，结果就很清晰了。在李大钊这位总书记提前对中央的同志们通气，表示了希望卸任后让李德胜接任总书记一事后，权力的交接就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如今算是给这个过程的初步公开确认，也让一众同志彻底安下心来。

　　随着各地方中央局调整方案初步敲定，李大钊将烟斗在桌沿轻轻一叩，目光扫过了地图上纵横交错的红色标记，沉声道：“接下来讨论的议题，是建国后的首都选址问题。和森、济民，你们前期调研得出的备选方案有哪些？”

　　和文济民对视后，蔡和森主动起身走到地图前，指挥棒划过了黄河与秦岭：“目前有三个主要选项——北平、洛阳、西安。北平是明清故都，毗邻接下来的东北抗日前线，同时控扼华北咽喉；洛阳为中原腹地，十三朝古都底蕴深厚，便于统辖四方；西安乃是西北重镇，已经做了革命政权一年多的临时首都，背靠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可控制中原，退可固守关中。”

　　他顿了顿，看着地图上李德胜和文济民划过的军事行动的路线，又补充道：“从军事的防御角度来看，西安有潼关天险，洛阳坐拥虎牢、函谷之固，但以北平的战略位置，似乎更契合就近统筹东北抗战的全局——”

　　“我反对定都在洛阳和北平！”陈延年突然打断，手指重重敲在河南位置，“中原自古便是四战之地，如今陇海线尚未贯通，从潼关到灵宝的铁路还在修筑，黄河大桥和同蒲铁路更是遥遥无期。若定都洛阳，后勤补给全系于运力有限的公路。若对日全面开战，一旦日军直插济源、灵宝，中枢岂不成了瓮中之鳖？至于北平……”

　　陈延年说到这里，不禁大摇其头，“如今还在奉系的手里。哪怕我们近期能够拿下，要清理其中满清和列强留下的污垢也非一时之计，敌特间谍难免横行……这种情况下，哪怕中央驻扎在此，也不过是增加了被渗透泄密的风险，拉近与前线的距离便于指挥和支援的作用反倒是微不足道了。”

　　文济民闻言不置可否，在环视众人的反应后，他展开了一份从公文包中拿出的经济考察报告：“洛阳本身虽缺现代工业，但周边有焦作煤矿以及待恢复的巩县兵工厂，稍加改造和发展，即可形成直接供给前线的军工体系。更关键的是——“他把报告传递给身旁的同志，随后转向了李大钊，“可以居中就近指挥南北大局！中原局已控制了最后的豫南各县，有襄阳、南阳和信阳三地拱卫，中原的安全形势已定。另外，武汉战役已经近在眼前，如果定都洛阳，还可迅速整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资源，支持红军南北合力打通湖北。”

　　文济民露出一抹微笑，他又一次想起了李立三在原本历史上提出的激进口号，“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将剩余的国内反动派一扫而空！”

　　“济民同志，这样太激进了！”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蔡和森终于整理好纷杂的思绪。相比起其他的同志，他对如今土共人事上的急剧变化了解的最为直观……也正因如此，在定都的问题上他更倾向于稳定为先。

　　他猛地站起，发丝上反射着汽灯的光，语气稍缓，“我认为，西安才是目前我党定都的上选！看历史，自秦汉以来，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向来是安全稳固的首都；看当下，以陕西为核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已建成一系列骨干工矿企业，又有屡次将强敌拒之门外的潼关天险。更紧要的是……”他压低声音，“若东北抗战失利，西安可依托西北大后方展开全面抗战，不必避敌迁都！”

　　会议室陷入短暂寂静。

　　虽然现如今能够位居土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没有一个是不懂得实事求是的草包，但在全国革命形势狂飙突进的当下，胜利的情绪还是冲昏了众人的头脑。事实上，在听取李德胜提出的抗战总体方针时，多数人都顺理成章的把注意投入到了计划顺利实施后的可能上，下意识忽略了失败的可能。

　　但当蔡和森严肃的提出这个问题时，众人不得不认真面对，思考起了东北抗战可能失败的结果……对于鈤本帝国主义这个近在咫尺的恶邻，他们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自然也知道其相对于中国极为深厚的战争潜力。而基于东北抗战失败的可能，众人都想到了其背后的尸山血海——这意味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

　　在烟斗吞吐的雾气中，李大钊突然轻笑一声，目光坚定的看向了众人：“诸位难道都忘了贾谊的《过秦论》吗？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固然稳妥，但新中国的首都，又岂能偏安一隅？！这当中的政治态度，是我们土共不能接受的……”

　　他起身缓步来到地图前，敲了敲北平的标记，沉声说道：“当年朱棣迁都北平，为的是天子守国门。如今我们土共取得了战略决战胜利，是向全国进军的新政权！因此，我们要的不只是守成，更要进取！按照润之制订的抗战方案，张学良不会有负隅顽抗或是投靠日寇的任何可能，北平不过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战若胜，北平就是我们进军东北、威慑朝鲜的桥头堡；即便是暂时受挫，燕山防线也足以拱卫中枢。而清理北平沉渣烂泥的难题，就交给内务部的鲁赤水同志吧……从他安定甘宁青回区的显著成效来看，北平也不在话下。”他顿了顿，烟斗指向洛阳，“至于中原腹地的洛阳——可设为陪都，作为战时的备份中枢。”

　　“我支持总书记的意见……不论如何，我们在开国定都的问题上，都不能表现出保守的态度。虽然从短期来说，在洛阳乃至西安办开国大典更合适，但我们必须要摆出进取全国的姿态！”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王荷波突然开口，他的钢笔在笔记本上疾书，“选择定都北平还有一层政治考量——张学良的东北军现在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不对其直接动手的情况下，借定都之由驻重兵于北平，更能迫使其彻底投向我们的抗日阵营。”

　　见众人渐趋认同，李大钊正要拍板，却被角落里忽然起身的西北局副书记李子洲给打断：“且慢！既然总书记以朱棣举例，那就谈一谈历史。明初迁都北平并非只有好处，且不谈叫门天子之事，光是耗空国库一事，就需要同志们三思。如今我们刚刚结束和国民党主力的决战，财政情况不容乐观……济民同志应该最清楚，在稳定了光华币的币值后，根据地的金库干净得能跑老鼠。”

　　“正是百废待兴，才需要破釜沉舟！”文济民霍然起身。他并没有直接回应李子洲的问题，而是首先表达了对李大钊定都洛阳或北平意见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必须扎根最前线！在东北抗战爆发的背景下定都北平，就是要向全国乃至世界宣告：中国革命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的最强堡垒！”

　　他转过脸去看向李子洲，脸上严肃的神色忽然崩解，带着轻松的意味调笑道：“至于迁都带来的经济问题，倒不必太过担心……得益于晚清以来的政治风潮，特别是国民党在北伐成功后迁都南京，北平本来就颇多空置的房屋，更不要说还有内务部先去打扫干净屋子再让中央入驻。

　　所以，子洲同志倒也不必机械的照搬历史。真正让明朝在迁都北平后国库空虚的，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大肆营建，而我们要支援东北的抗战前线，只需要精简后的部分中央部门前往北平即可。我计算过，接下来北平空出来的房屋自然完全够用，并不会给中央财政造成额外的负担！”

　　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会议室为之一震。

　　而随着文济民进一步的详细解释，包括陈延年、蔡和森和李德胜等在内的委员们相继点头，定都何处这项关乎国家命运的决议就此落定。片刻的寂静后，还是由主持会议的李大钊提出了下一个讨论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与东亚、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李大钊抽出一封墨迹新鲜的密电，眉头紧蹙，“共产国际那些人还是不死心，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异想天开。他们空口白话地要求我们土共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革命问题上无条件服从国际中心指挥，不但要求我们交出朝鲜抗日游击队的领导权，还让我们立即解散南洋共产党，将其成员编入当地资产阶级政党。”

　　“荒唐！”李德胜一掌拍在桌上，众人面前的茶缸叮当作响。他以寸步不让的态度，对共产国际的要求坚决反对：“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和派系斗争问题，共产国际在两年前就主动解散了领导下的朝鲜共产党，搅黄了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党的朝鲜同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在朝鲜北部建立起了如今的抗日根据地和数千抗日游击队。就这样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国际，难不成还要继续让他们出卖吗？”

　　“看来我们对苏联同志的保密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文济民微微眯起双眼低声说道。他皱眉凝思，考虑着让内务部来处理泄密人员的问题，会议室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分。

　　在笔记上记录了处理的安排后，文济民才正色说道：“润之同志说得没错！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国际殷鉴不远——在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我们土共本来具备和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武装斗争的资本，不论斗争胜败，革命的本钱都会比秋收起义多得多。可在那时，国际代表硬是强压着陈独秀同志放弃武装斗争，这是血的教训！”

　　“我也反对把革命领导权交给共产国际，不论是朝鲜抗日游击队还是南洋共产党！”作为直接负责支持南洋共产党发展负责人的代南方局书记陈延年点了点头，十分严肃的说道：“南洋共产党是我们土共直接派干部支持发展起来的，那些同志好不容易建立了革命的武装，此刻解散等于把同志往绞架上送！”

　　文济民微微颔首，在会议桌上展开南洋地图，指挥棒点在了槟城港：“据南洋共产党的密报，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新增了二十艘巡逻艇，每周搜查华侨商船。若按共产国际的要求解散组织，同志们好不容易运过去的电台和建立的武器库全得曝光，南洋的革命力量就将毁于一旦！”

　　他从口袋里抽出钢笔，在文件上划出了一道红线，严肃说道：“共产国际的人注意到了南洋共产党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既然我们在南方的革命形势也打开了局面，具备对外输出的组织力量……我提议，秘密组建南洋特别行动组，尽快选派具备组织革命武装经验的精干同志携带密码本前去支援，加快南洋共产党的发展！”

　　“但这样的话，会不会进一步激化与英国的关系……”王荷波欲言又止。蔡和森摆了摆手，慢条斯理地说道：“要说得罪英国人，我们在福厦战役收回租借时就已经得罪过了，而且……当年香港海员罢工时，英国人可没对我们手软。如今马来亚的三万名矿工正在酝酿总罢工，此时退缩，等于主动熄灭革命火种，把革命的希望拱手让人！”

　　李大钊用烟斗轻敲桌案：“支援要搞，但干部人选问题上必须谨慎——既要熟悉热带作战，又不能级别过高。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避免刺激殖民当局过度反应是有必要的。”他目光扫过众人，“同志们都说说看法吧。”

　　“我推举李天佑同志！”文济民率先打破沉默，“他是红二十五军出来的猛将，在主力转移后率独立团在桂西的十万大山打游击，用百余人困住过白崇禧一个整编旅。对于在马来亚这样气候下的游击战，他的经验是最有用的，而且他还有正规化训练的经验……”

　　李德胜闻言摇摇头：“李天佑同志刚升任师参谋长，调走会影响红二十五军作战……我倒觉得王集成合适！”他抽出份战报，“在创建福建根据地的闽西游击战期间，他带着伤病员在山洞办扫盲班，既培养骨干又稳定军心。南洋的华侨子弟多，正需要这种既能打仗又会办教育的多面手！”

　　“还有统战工作，”蔡和森突然插话，“李乐天同志在被派到桂西北后参与开创了红心白皮战术——表面上开杂货铺，暗地里传递情报。去年他在桂军中发展了两百多名白军士兵秘密入党，这种本事放在新加坡码头，实在是再适合不过！”

　　陈延年用钢笔敲着茶杯盖，笑道：“李乐天同志？他的事迹我有印象，的确是发展党的组织力量的一把好手。我支持李乐天同志加入这个小组。”

　　“别忘了，南洋还需要电台专家！”王荷波翻着档案突然抬头，“曾希圣在鄂豫皖时通讯设备不足，就用缴获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带着电讯班在行军途中培训了五十名报务员。南洋各岛联络困难，正需要这种能土法上马的技术人才！”

　　李大钊的烟斗在三人名字上逡巡良久，终于点点头道：“很好，那就以这三个同志为骨干，带队支援南洋共产党！只要他们在南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就能和我们国内的革命斗争相呼应，进一步推进革命发展！”

　　“具体分工如下，”文济民在笔记本上勾画线路，“王集成负责建立华侨夜校、地下党校和秘密革命武装；李乐天负责渗透马来亚劳工总会和殖民地武装；曾希圣负责组建无线电网络……”

　　“这支队伍的骨干还需要补充，”李德胜笑着展开干部名册：“除了从军政部门直接调去的人员，还可以从即将毕业的军政大学的三期学员抽出一批——他们在组织发展工作中更全能！”

第463章

　　“阮必成同志又来求援了！”

　　临时会议上要讨论的内容颇多，时间便随着议题的进行倏然而逝。不多时，晚春的日头便已近正午，会议也终于到了尽头。除却办完了手上公务的文济民随李大钊留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们已各自去忙碌了。

　　而留下的二人才刚刚谈到东南亚共运的前途，出门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便去而复返，携着一份新鲜出炉的电文，面带无奈地汇报道。

　　这无奈做不得假。在如今的土共中央，不论是总书记李大钊和李德胜、文济民这统管全局的三驾马车，还是其他普通局委们，都被这位专注于请求援助的越共领导人弄得不堪其扰。对他们来说，这位屡次改名的越南同志实在是块摆不脱的狗皮膏药，甚至连劝说如今的越共总书记陈富都没什么用。

　　“这越南共产党……哎……”

　　文济民的神色倒还算平静，毕竟他对于越共的认知，早有后世记忆打下的底子，同志的情谊只能说聊胜于无。而一旁的李大钊却是有些愁苦，几次张口却都说不出个定个论来，只得幽幽长叹一声……

　　实在是这位还没改名的胡志明操作太过离谱，以至于了解他行动实情的人，很难对他的表面示好作出积极的反应——

　　在土共明面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一方面主动向共产国际提议，解散由土共南洋临时党支部改组来的南洋共产党，从而实现保障国际对南洋共运的领导权的目的，一方面自己却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整合越南的三个共产主义组织，试图摆脱土共的影响，让越共来独立掌握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

　　根据土共中央通过越共高层内线获知的消息来看，这位阮必成同志并不赞同如今的越南共产党的命名，已经在策划年内将党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而越共总书记的态度也隐隐支持……换句话说，在老胡的计划中，越共要领导的是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革命运动。

　　“总书记！”留法出身的蔡和森见李大钊一时难以下定决心，便在对方仔细阅读电文的同时，言辞激烈地劝说。“不论越南共产党提出什么条件和请求，在他们选择主动打压我们土共影响力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党员干部去白白牺牲！”

　　“没错！”文济民也反应过来，发自内心地说道：“要么接受援助放弃部分领导权，要么坚持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当初我们土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可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说实话，作为中组部部长蔡和森的理由还算是为同志们的生命负责，文济民的这番话就多少沾一点老子党的风范了。不过，话说回来……既然阮必成在南洋共和越共的事上做了初一，就不能怪土共做十五，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道理。至于提到的共产国际的先例，只能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了。

　　正因为知道这点，李大钊面上的挣扎之色更深了。他作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确有一些国际主义的情怀，但本就在过去几年的斗争中被共产国际消耗了大半，如今又被阮必成的操作削去了最后残存的部分，所需要的其实只是最后的决心罢了。

　　“越共的事……还需要再做讨论……”李大钊放下电报，神色颇有些犹疑。他看向文济民，并没有立刻回应他与蔡和森的表态，而是主动说起了电文中提到的新情况：“越共和越南国民党（即越南同盟会）合作策划的安沛起义失败了，他们这次求援，在态度上似乎有所软化……”

　　“态度有所软化？我估计……不，我可以肯定，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吊在拉磨的驴眼前的胡萝卜罢了！”文济民对李大钊犹豫的问题心知肚明，毫不客气地戳破了现实。“他们如今之所以这样表态，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确信自己牢牢把控了越南乃至整个印度支那革命的领导权——”

　　话音未落，文济民便把电报拿到眼前，快速扫过其上的内容后，便直接指向了看似不起眼的起义日期。“总书记你看，越共这场和越南国民党合作策划的起义，日期被定在了2月9号……而巧合的是，我们此前收到的东洋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联团合并为越南共产党的时间，刚好在一周前的2月3日。在这场起义失败前，越共甚至没有向我们透露分毫的消息！

　　另外，在有我们土共跟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合作后遭遇反革命政变屠杀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越共依然选择和越南国民党合作策划了这场安沛起义……即便考虑法国印支殖民当局这个共同的敌人的存在，越共这样选择也必然存在他们的倚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