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95节

　　“这……”李大钊不禁皱眉，叼着点燃的烟斗沉吟不语。

　　“越共近一年的行动，确实存在颇多值得商榷之处……”蔡和森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神色郑重地陈述道：“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香港九龙的宋王台召开三方合并会议或许还情有可原……毕竟我们南方革命根据地不久前才刚刚拿下出海口，在那开会对他们领导越南革命并不方便。

　　而如今红军在西南的作战进展顺利，在红五军、红九军这两个拳头分别从川南、贵州打出去的情况下，我军前锋已抵曲靖……按照目前的进展，龙云绝难在昆明继续坚持下去，我西南根据地的范围推进到整个云南也不过是旬月之间的事。而越南同志在起义失败后的求援电报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发了过来，卡在了我们党的力量无法直接投送过去的时间节点上。”

　　“虽然这份情报传递的有些延迟，但越共卡在我们力量不及的节点求援之事……不足为论，”李大钊拢了拢披在身上的大衣，看着窗外怏怏无力的春日，摇摇头说道。但他很快看向了蔡和森与文济民，用磕完烟灰的烟斗在求援电报上敲了敲，面色严肃，“不过，保证我党前去支援的同志的牺牲不被浪费，争取印度支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的确需要我们重视起来！”

　　他起身背手走到会议室的巨幅地图前，不知怎的，却回忆起了文济民曾在营救自己的时候提过的一件小事——苏联同志在落后地区指导革命的时候，往往有外交豁免权或是治外法权的保护，而土生土长的土共党员就只能直面反动派的屠刀。哪怕当初掩护他的那些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被捕入狱，乃至受到了严刑拷打，也还是有通过绝食抗议来争取自由的这一层可能……当然，就个人而言，李大钊对那些在文济民营救前保护自己的苏联同志还是满怀感激的。

　　“我们土共党员不是苏联人，或者说……不是欧洲列强的公民，哪怕没有暴露去支援印度支那和南洋革命的目标，同志们本身的华人身份就受到殖民者的重重针对。换句话说，我们土共支援东南亚革命，绝不是让某些人站在干岸上指挥本地的同志去送死，自己在事后不痛不痒的做一番自我批评——”

　　李大钊说到这里，心里原本模糊的思路已渐渐清晰起来，理出了这套土共直接指导东南亚革命的逻辑当中的头绪。在革命工作当中，革命者所掌握的领导革命的权力，同他所承担的革命义务和责任应当大致相当，随时拍拍屁股走人的领导者应当被唾弃，而从头开创起革命基础的带头人，其功绩也应当被尊重……放之党派层面上亦然。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特定的革命逻辑或许可以用一句古话来代替——“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当然，用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契约论理论来解释，在道理上是相通的。

　　“我们土共支援东南亚革命的同志，会付出和当地同志同样乃至更多的牺牲，在革命的组织建设、根据地创建和革命武装的整编发展中，作用更是远超尚无经验的同志。因此，在这些接受我党直接人员支援的地方，我们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当仁不让！”

　　待李大钊将一番思考说罢，文济民颇为欣喜地点了点头。对他来说，这份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理论，也是颇具启发性的……在这套新的理论框架下，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炮制出的有限主权论，也就是真正的“老子党”的行为，就显得更加名正言顺。

　　至于文济民为此事而欣喜的原因嘛，不言自明。

　　这个结果虽然从历史的旧道德角度出发并不体面，但一方面东南亚早期党组织内部大多虫豸遍地、在外界不直接插手的情况下烂泥扶不上墙。另一方面，正走向全国革命胜利的土共，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具备直接指导东南亚革命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土共争取革命领导权，已经算是对于东南亚的革命事业和土共战略的局部最优解了。

　　当然，这套新理论也并非毫无缺陷……倘若土共后续只争夺周边影响力可达区域的革命领导权也就罢了，一旦试图插手非洲乃至拉美地区的革命，这套理论反过来就会成为限制土共干涉的客观枷锁。不过，对于文济民来说这便足够了——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也只能支持到这个地步。

　　至于历史上格瓦拉等革命者在南美以及非洲革命当中犯下的明显错误，即便是站在历史下游的文济民，也很难给出一份确切的答卷。正如李德胜的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对这些陌生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文济民又焉知那些错误不是当地革命者主动选择的结果？

　　“总书记说得对。”文济民用温和的语气表示了赞同。心情颇有些难明的他忽然顿了顿，对李大钊和蔡和森二人告罪一声后，便匆匆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在自己抽屉里的文件堆中，抽出了一份被特别标注过的情报文件，这才重新返回了会议室。

　　见蔡和森与李大钊的讨论进入尾声，文济民便没再客气，径直把手中的情报文件递给了二人……这份情报是根据多个信息来源交叉验证的，所以他们倒也能互不影响的异同观看。当然，除了实际由亲华的越共高层提供的不算即时的情报外，其中文济民对情报做出的判断和标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历史上这场运动的了解。

　　“越共策划趁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安南乂安、静河两省发动苏维埃运动，这份情报我最初是在四月初收到的，”文济民见两人把文件内容大致阅读了一遍后，便主动开口道：“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五月，越共领导的这场工农联合革命运动，应该已经在这两省内大范围展开了……所以我估计，那位阮必成同志求援的目的，很可能就是给这场已经开始的暴动添一把火！”

　　“等等……”回忆起情报文件中涉及到的暴动相关内容，蔡和森不由眉头紧蹙，“我看这文件上，似乎只提到了建立工农赤卫队这一项有关武装的内容，其余大多是策划示威游行和抗议的举措……越共的同志不会打算只靠这些就能打倒反动派，应该有其他建立革命武装的计划……吧？”说到最后，蔡和森的声音都不由低沉了下去。

　　以蔡和森对于文济民这位土共情报部门大管家的了解，凡是由他经手整理过的情报内容，不会遗漏任何搜集到的关键信息……他这样说，也不过是一点侥幸罢了。

　　“很遗憾。虽然我也认为应当存在这样的计划，但……并没有。”文济民颇为光棍地摊了摊手，连叹气的动作都欠奉，“考虑到法属印支当前的情况，越共同志这样计划倒也还情有可原——相较于我们国内军阀势力麾下的官兵，法国殖民当局麾下的军队显然要更反动一些，更不要说和受到大革命风气直接影响的军队了。而阮氏王朝的力量比起殖民当局微不足道，不过是法国人的傀儡罢了。

　　由于法国对印度支那的长期殖民，这些殖民地军队里的本地士兵，已经算是能帮助殖民者维持统治的半个二鬼子统治阶层了，本身就是压在当地人民头上的既得利益者。我很怀疑……之前越共与越南国民党合作发动的安沛起义中争取到的那些官兵，已经是他们在当地的兵运工作的最大成果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要建立革命武装，恐怕只剩下了从工农赤卫队中从头筛选这一个选择了。”

　　“没有其余计划！？？”即便是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的李大钊一时间也不由瞠目结舌。他沉思片刻，回忆了过去土共对于那些没有直接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艰难，终究还是喟叹一声：“哎……！看来我们土共的革命能够相对顺利，还要多亏了义和团运动的前辈们的奋起抗争，才让我们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中勉强维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的下场。”

　　不过，蔡和森的视角倒是有所不同。他听完文济民给出的确切答案后，敏锐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文济民主动询问道：“所以越共的同志这次向我们请求援助，是希望我们给他们这次暴动派出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武装吗？”

　　“大概如此。”文济民点点头，复又摇头说道：“但依我看，他们到了这时候才向我们土共请求援助，已经太迟了……且不说我们派出的军事干部也不是抵达后就能立马培养出训练有素的革命武装，单是从我们收到电报后派出支援到他们抵达这段时间，就足够法国殖民当局和阮氏王朝联合对当地工农展开屠杀了！”

　　文济民端起茶缸喝下一大口，才带着无奈和怜悯说道：“而从他们的计划来看，充满了共产国际指导革命时的一厢情愿，在组织工人罢工和农民抗议游行的示威行动之外，根本没有提前制定应对反动派镇压的转移和作战的预案。除此之外，在他们的整个计划当中，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搞到的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就连跟组织起来的当地地主武装相抗衡恐怕都颇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派出了指导他们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等他们乘船抵达当地时，这些被越共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恐怕也已经被敌人杀散，革命的土壤也已经暂时失去了。而就算我们土共的同志克服万难抵达当地组织起群众，也还要面临一切工作从头做起的困难，连初始的武器都没有。”

　　“边水火柴厂、试场火车修理厂的工人和兴元县的农民……”看着情报中被组织起来的大量工农群众，特别是其中最为活跃的这批潜在革命者，李大钊的神色中也多了些由衷的惋惜。“在此次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工农运动组织人员，都是越共的核心力量和骨干，而积极参与其中的工农群众，也是最坚定支持革命的一批人。如果就这样损失掉的话，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下，越共的组织力量至少五六年恢复不过来。”

　　“武装……他们需要革命的武装，但可惜他们为了独立发展，已经错过了向我们土共求援的最佳时机。”文济民犹豫片刻，但终于还是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倘若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法国殖民当局应该会继续放任他们行动一段时间，对于不满法国殖民当局和阮氏王朝统治的组织引蛇出洞，但……在我们土共的革命武装即将进攻到法属印度支那附近的情况下，敌人恐怕不会拖延太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红军要是早一天打到云南边界，敌人就会早一天展开他对工农群众的血腥屠杀，我们无论如何都赶不上！”

第464章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南亚，算得上独立的国家实体有且只有暹罗（泰国）这唯一的一个，其他地区被欧洲殖民者瓜分一空，归结起来有包括今越南（安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和包括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属马来亚；主要为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被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的殖民地菲律宾。

　　李大钊将烟斗在桌沿轻轻一叩，袅袅青烟缭绕间，目光转向东南亚地图上的缅甸与暹罗……除了刚刚三人讨论中涉及到的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土共有望在其初步发展起来后提供直接支援的，也只剩下陆上相接的英属缅甸和暹罗了。既然提到东南亚，他难免会将这两个区域一并考虑在内。

　　察觉到李大钊的目光投向印度支那半岛的其他区域，文济民顿时会意。他起身展开一份密电，沉声说道：“总书记、和森同志，越南乃至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仅是印度支那半岛革命的一环。我建议，我们土共应同步推进缅甸党支部与泰国党支部的组建，在英法殖民体系的薄弱处点火！”

　　对于原本历史上缅共和泰共费拉不堪的表现表，作为穿越者的文济民自然一清二楚。虽然他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有哪些算不上了解，但考虑到他们那把组织发展的一团糟的情况，似乎也不必考虑从中屎里淘金的必要了。相比起来，由土共派人在当地直接搭建一个革命的土共党支部，或许是更加简单有效的办法。

　　作为土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党员人事主管，蔡和森本就为如今入不敷出的党员干部数量发愁，如今听到又要直接建立新的海外支部，顿时有些揪心。他眉头微蹙，钢笔在笔记本上顿了顿：“缅甸目前尚属英国直辖殖民地，暹罗虽名义独立，实则该国王室与法英势力盘根错节。此时贸然开辟新战线，恐分散我党本已吃紧的干部力量……”

　　“济民同志的战略眼光向来长远，但……和森同志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听完蔡和森的反对意见后，李大钊取下圆框眼镜用袖口擦拭，其目光却依旧如炬：“英国对英属缅甸的殖民统治堪称铁板一块……自1885年吞并全缅后，英国人在仰光、曼德勒分别驻扎了三个整编旅，殖民当局的武装力量对反对殖民的当地群众是碾压性的。而暹罗在朱拉隆功改革后，其王室对地方土司的控制力虽稍稍削弱，却仍掌握着十万新式陆军……”

　　听李大钊提到泰国王室的武装，文济民脑海中却浮现了原本历史上1932年暹罗立宪革命的血色场景——拉玛七世卫队与人民党军官在玉佛寺前直接交火，虽然最终迎来了失败，却也将王室的体面揭得一干二净。换言之……哪怕暹罗王室的封建王朝统治看起来还稳如泰山，内里积压的重重矛盾也到了即将爆发的关口。这就是土共发动革命时可以利用的机会！

　　“就像清末新政编练的新军一样……朱拉隆功改革的现代化陆军，既是王室镇压革命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文济民将一份密电推至桌前，上面记载着作为土共对外贸易马甲之一的暹罗华侨商会与该国的陆军少壮派军官的秘密接触，“不光是我们的同志发现了这点……暹罗本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在试图影响这支在其国内最强的武装力量。在由曼谷米商资助的军官俱乐部里，每月都会以举办军事顾问讲座为名，与暹罗王室陆军军官进行私下的串联。”

　　“暹罗新军……”李大钊皱起眉头，拿着烟斗在在桌上敲了敲，严肃道：“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英法殖民当局、暹罗王室……这其中各方势力的影响盘根错节，恐怕反而会因互相掣肘而难以成事，给暹罗王室留下从容收拾局面的机会。如果未来暹罗党支部计划在暹罗发动革命的话，不能将这支武装视为核心目标，要做好另起炉灶的打算！”

　　“的确应当如此。”文济民点了点头，随后补充道：“不过哪怕暹罗王室的现代化陆军只是在各方牵制中陷入内耗，哪怕没法通过兵运争取其起义，对暹罗的革命工作推进也是难得的机会。至于对其官兵的政治宣传，只能说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不过，还有英国在英属缅甸殖民地的武装力量……这又该如何应对？”蔡和森主动提醒道。

　　文济民从容一笑，又从公文包抽出一叠泛着油墨味的文件：“这是三天前从加尔各答发来的急电。4月20日开始的孟买纺织工人的总罢工已经引发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连锁反应，如今……包括白沙瓦、旁遮普、马德拉斯等地在内，原本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示威群众在被英国的殖民当局屠杀后，已有三十七处爆发武装起义。”

　　“印度起义？的确是牵制英国人注意力的好消息……起义的具体规模如何？大概能牵制英国人多久？”听文济民提起英属印度发生起义，李大钊顿时精神一振。虽然他也清楚文济民此时能够提供的起义详细信息，大概率是他根据自己的后世记忆整理出来的，但即便考虑到他曾说过的“蝴蝶效应”，对印度方面发动起义也是积极因素居多。

　　文济民点点头。他并没有拿出更多的文件，而是直接把之前抽出的文件递给了李大钊跟蔡和森，自己凭借记忆力逐个陈述了起来：

　　“总的来说，此次印度起义的主要区域有四个，分别是西北边省的白沙瓦、孟加拉省的吉大港、旁遮普省和孟买省绍拉普尔市。吉大港于1930年4月18日发生由吉大港印度共和军领导的武装起义，是整场起义中最早的一批。这些起义人员袭击了英国殖民军的军火库和警察营房，甚至一度控制了吉大港全城，成为反英斗争的重要节点。虽然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很快就会迎来英国殖民当局的重点镇压，但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白沙瓦爆发的起义最具代表性，作为因和平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镇压而导致的起义，引起了应属印度群众的广泛同情，在整个印度具有强大的号召作用。在上个月20日，当地的农民和工人因警察开枪镇压示威而转为武装起义，烧毁英军装甲车并控制城市超过两周。起义得到当地印度籍士兵的支持，他们拒绝向群众开枪并交出了武器，给起义部队提供了武器，这是这支临时起意的反殖民武装重要的武器来源——”

　　文济民说到这里顿了顿，随后继续补充道：“还有在白沙瓦日（5月3日），旁遮普等省举行了大规模声援活动，锡克人等边境部落组织志愿队支援起义。作为白沙瓦起义的后续余波，极大的分散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力量，虽然在途中遭遇了英印军的截击后未能突破，但给起义的延续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另外，孟买纺织中心绍拉普尔市于这个月8日爆发了起义，群众焚烧了殖民地的政府机关并与警察爆发冲突，随后选择组织起来建立自治政权。有消息说，英印军本来计划向孟买这个纺织业重镇调集2000人镇压，但由于各地爆发的起义牵扯了行军力量，当地的起义目前仍在持续！”

　　“好大一场起义啊！”蔡和森先是由衷的感叹，随后又颇为悲观的摇了摇头，幽幽地叹息着说道：“哎……！但现在英帝国主义的力量仍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恐怕不超过三个月就会被镇压下去。济民同志，英国亚洲其他地区应该已经开始调兵了吧？”

　　“没错。”文济民颇为赞同的点啊点头。他的手指划过缅甸西部的若开山脉，随后又在广东南部稍稍停留，“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武装力量不足，调集力量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他们不但从缅甸要地抽调了两个廓尔喀营前往镇压，导致了缅北密支那至八莫的驻军只剩警察部队，甚至还从香港抽调了少量部队，更不要说马来亚等地了……

　　可以看出，英国在一战后已经彻底马放南山，在亚洲殖民地镇压民众的武装力量已经捉襟见肘！”

　　地图上被红蓝铅笔标注的箭头突然鲜活起来，由英国殖民地隐隐组成的锁链仿佛已经变得松动，给殖民地的革命者放出了喘息的空间。李大钊豁然抬头：“你是说，印度起义牵制了英国在亚洲的机动兵力？”

　　“正是！”文济民拿起指挥棒，随后点在了自己计划中所涉及的萨尔温江流域，“缅北克钦山区地形复杂，英国的实际控制线止于密支那铁路沿线……如果接下来我们能派遣精干工作队沿滇缅商道渗透，在英属缅甸的克钦邦与掸邦之间交界处建立秘密交通站，完全可依托当地山民开展游击战！”

　　“殖民地武装……殖民地武装……”李大钊叼着烟斗思索着，当他的目光不经意的在会议室巨幅地图上的南京停留时，一道灵光忽然从他的脑海闪过——

　　“我记得，英国人之前为了满足老蒋采购武器的现货需要，不但将英属印度乃至其在整个东亚、东南亚殖民地武器仓库中积存的欧战存货搜刮一空，甚至还从英印军当前部队的装备中调走了一批……这对英国人快速实施对起义的镇压和扩大殖民地武装上，应当起了不小的阻碍作用吧！？”

　　“没错。”文济民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掰着手指头给李大钊算道：“老蒋当时可是在短期内向欧洲列强求购了至少二十万部队的武器装备，哪怕其中纯英械不足一半，也足以将英国在欧战结束后运到亚洲存储或使用的武器装备消耗大半。我甚至怀疑……如今印度的起义民众之所以能跟英国殖民当局僵持这么久，很可能是因为起义者和镇压者大多都是赤手空拳，只能等从各处调去的支援部队和武器装备到位。”

　　他咧嘴一笑，带着对英国殖民者深深的恶意调侃道：“如今这时候，恐怕英国殖民地大臣帕斯非尔德勋爵已经被武器弹药的亏空急得团团转……正巧，我记得在不久前驻欧支部的情报提到过，这位新官上任不久的大臣就为了安抚巴勒斯坦殖民地的反犹太移民情绪，出发前往特拉维夫了。这下算是双喜临门，两块殖民地的问题堆到一块儿了。”

　　“希望巴勒斯坦的人民能够把这位新官上任的英国殖民地大臣多拖住一会……这样的话，就能多给印度的起义者争取一段时间，进而给我们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英国殖民地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有利条件。”李大钊先是笑了笑，但很快便出于对殖民地民众的同情变得严肃了起来，认真的说道：“资本主义将整个世界都联系了起来，而我们共产党要发动革命，也要充分利用这种普遍的联系！”

　　文济民赞同地微微颔首，接着又转向了地图上的暹罗，“除了英国殖民当局这一层面的有利变化，印度支那半岛当地的社会情况也存在革命的土壤。以暹罗曼谷王朝为例，其北部清迈府土司与中央离心离德，南部马来穆斯林与佛教徒冲突不断，王室对于地方的统治并不严密——这正是井冈山斗争中提到的统治阶级内部破裂的征兆。”

　　李大钊重新戴上眼镜，烟斗在地图上的缅甸与暹罗间来回轻点：“我记得1926年的英暹条约签订里，英国要求了强租湄南河口二十五年。如果我们在暹罗南部发动橡胶园的工人罢工，既能打击英国殖民利益，又可逼迫暹罗王室在镇压与妥协间摇摆……”

　　“但列强不会坐视革命蔓延。”蔡和森的眉头并未舒展，仍存在不小的疑虑，“法国在印度支那驻有远东舰队，英国新加坡基地距暹罗湾不过三日航程，而他们在维护自身的殖民统治上的利益是大体一致的。如果接下来他们联手围剿……”

　　“不，至少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他们绝不会联手！”文济民突然提高声调，斩钉截铁的说道。随后，他将指挥棒重重敲在了法属印度支那与英属马来亚的边界，“法国人上月刚就湄公河航运权的问题与英国发生龃龉，曼谷的英国领事为此甚至决定了拒签法商的过境文件。只要我们在革命力量发展的早期控制斗争规模，使其大致维持在殖民地内部骚乱层面，列强优先考虑的永远都是彼此间的制衡，而非合作剿共……”

　　会议室一时陷入短暂寂静，唯有汽灯发出轻微的嗡鸣。

　　李大钊忽然轻笑一声，烟斗指向地图上犬牙交错的英法殖民地边界：“当年你和润之在井冈山利用湘赣军阀之间的矛盾，如今这列强间的裂缝，倒成了孕育革命的新温床。济民同志，说说你的具体方案吧！”

　　“缅甸方向，建议派遣红二方面军的川南游击队和原桂西北独立师下辖的当地游击队改编而来的西南挺进队。”文济民抽出了两份干部档案，“现任队长周建屏熟悉滇缅边境地形，过去曾在腾冲组织过马帮运输网，是前期探明敌情的最佳人选。副队长李复辉是百色起义的旧部，擅长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暹罗方面，可启用驻扎在曼谷的华兴商行先建立起外围组织。”他展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上面是座挂着“双喜”牌匾的南洋骑楼，“负责人陈平同志两年前以潮州侨商身份，借由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打入了暹罗中华总商会，已在北柳府发展起两百余名的工农骨干。如果配合从闽南根据地抽调的五十名暹罗侨胞干部——”

　　听文济民说到这，蔡和森突然插话：“我记得陈平同志！去年他通过药品走私，给西北革命根据地搞到了不少粮食。不过……”他话锋一转，“缅甸、暹罗语言文化迥异，我们在当地发展出来的新同志，能否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方针？”

　　“这正是关键所在。”文济民抽出两本油印小册子，封面上《克钦山民调查》与《暹罗农村阶级情况分析》的墨迹犹新——这正是土共在当地的同志参考着李德胜的农村调查报告，对当地情况总结而来的。“半年来，中央社会部秘密培训了七十余名精通缅语、泰语的干部。他们将以华侨教师、行脚医生身份潜入，参照闽西分田废债经验，发动山民开展土地革命。”

　　李大钊忽然起身，用烟斗柄在地图上划出个半圆：“印度起义牵制英军，暹罗王室困于内忧，法军深陷越南泥潭——这环环相扣的殖民体系裂缝，或许正是国际主义精神的绝佳注脚。”他转身凝视窗外已渐沉的暮色，声音陡然激昂：“当年马克思说旧欧洲列强将被他们自己锻造的锁链击碎，今日观之，这锁链的裂缝里已透出赤旗的曙光！”

　　蔡和森合上笔记本，终是还是露出释然的笑容：“既然如此，我建议将缅甸、暹罗支部建设纳入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不过……”他话锋一转，“对正发动起义的越南同志那边，是否要通报我们的战略布局？”

　　文济民与李大钊对视片刻，面色严肃的缓缓摇头：“阮必成既选择了与共产国际暗通款曲，我们土共在短期内不宜与之共享涉及核心战略的情报。待我们在缅甸、暹罗打开局面，他自会明白——真正的国际主义，从来不是靠莫斯科的遥控指挥，而是要靠付出鲜血和牺牲踏踏实实创建的革命根基！

　　至于以后……越共在这次仓促的起义闹大之后，恐怕难以避免被法国殖民当局严厉追捕，本来也没有办法分出精力来关注其他区域的革命工作。而等最终逃脱法国殖民地的追捕后，越共的同志想必不会对于权力支持他们重建党组织的我党，表达什么额外的意见。”

　　（补了500字）

第465章

　　在最后的问题得到了答案后，蔡和森便没有再在会议室多停留，匆匆离开了。

　　如今土共的组织工作颇为繁重，既要保障河南和皖北、苏北等新解放的根据地能够配齐合格的党员干部，又要配合好中央在全国范围的组织调动，保障类似方志敏等同志的一大批各地干部来到中央学习后，原任职地方治理的稳定。蔡和森作为土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自然免不了肩扛重担，每天忙碌个不停。

　　而在中央组织部以外，由陈乔年负责的共青团中央，也承担了土共中央领导下很大一部分干部的调配作用。至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相比于如今已经近两亿的根据地人口，土共如今区区六十万的党员数量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填不满公务人员的缺口。更不要说在这六十万的党员当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红军当中，无法被分配到配地方管理岗位上。

　　因此，在可用的党员数量不足四成的情况下，土共在根据地持续扩大的压力，不得不招纳了相当多共青团员乃至党外人士来分担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相比于完全脱离于党的政治生活的党外人士，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军，本就更加可靠和便于配合。再加上成为共青团员的门槛相对更低，如今的共青团员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三十多万，此时共青团中央在土共的组织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不过，在如今的土共党内，共青团中央书记这个职务虽然极为重要，却是实实在在的烫手山芋。这个职务让中央犯难的原因，恰恰是共青团重要的缘故——为了尽快扩大组织规模，吸纳倾向革命的青年，特别是将主动向党靠拢、却又因种种限制暂时没有入党机会的这批同志吸引到革命的组织中来，土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选拔标准上相对放宽，也就那面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

　　事实上，就在大革命结束以来的这短短三年里，在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中就不止一次出现了问题，以至于土共中央不得不多次改换了其书记的人选。1927年5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之后不久，在土共领导下的共青团名称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的第一任书记张太雷就匆匆卸任，由当时国际派的风头人物任弼时来接任。

　　然而好景不长。在共产国际心存幻想的错误指挥下，土共被迫暂时放弃武力革命，一直等到了国际声称“绝对忠于革命”的汪精卫叛变，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蒋介石一样开始以“清党”为名展开了大屠杀。由于作为国际派的任弼时对于土地革命战争缺乏足够了解，同时也是“城市中心论”革命路线的忠实拥趸，在李大钊就任党的总书记后，就罢免了他的职务，选择由从江苏省委调来的顾作霖来接任。

　　而随着红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取得了最终胜利，土共的革命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扩大，江苏省的大片区域迎来解放，而由于苏北和苏南受限于长江的阻隔，只能暂时在组织上保持相对独立，需要另外成立管理江苏革命根据地的江苏省委。考虑到顾作霖的革命经历和党内级别，土共总书记李大钊便选择他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由陈乔年接过了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职务。

　　见蔡和森已经离开，李大钊便不再有所顾忌，直接对文济民低声询问道：“济民，刚刚你提到……在越共内部有向我们主动提供情报的同志，相比共产国际，他们更倾向于向我们土共靠拢。这些越共同志整体的数量如何？代表性的同志有哪些？”

　　李大钊这番问话的意思很清楚——土共要想对接下来遭受重创的越共施加影响，像共产国际那样在其党内挑选合适的代理人，是最为立竿见影的办法。而对此心知肚明的文济民，自然也不反对李大钊的想法，或者说，这种办法本来就是受他影响才产生的。他沉吟片刻，梳理了土共收集越共情报时涉及到的相关越共高层，这才回答道：

　　“这批同志的具体数量还没有确定。不过我可以保证，在越共内部，更倾向于我党的人员至少超过两成……比起在沙俄基础上革命产生的苏联，越共的情况和我们土共开展土地革命时的情况要更加相似。因此，我们红军取得了与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胜利后，既极大激励了越共同志革命的信心，也促使他们增进了对我党的信任。

　　至于身居越共高层的代表性同志，目前主要有两位。其一是黄文欢同志。他是受那位胡志明同志影响参加革命的，此前也是其成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成员，但相比于后者，他同样精通中文，而对我党、对中国的态度更加亲近。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曾经参加黄埔军校，接受了基本的军事教育，在越共高层中算是相对了解军事指挥的，而且对我党包括游击战术和根据地建设等在内的革命经验多有吸收。”

　　说到这里，文济民暂停了片刻。他把茶缸中剩下半杯已经凉透的茶水一饮而尽，待李大钊点点头表示了解后，才接着说道：“第二位同志是邓春区（即长征）。他同样曾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成员，而且作为早期成员参与了在越南北圻地区的共产党的组织创立，尤其擅长宣传工作。1928年时，他曾在革命活动的过程中被法国殖民当局抓捕，逃脱后继续革命。

　　不久前，他被整合后成立的越共选入了中央宣传委员会，主持越共中央党报的编辑工作，在党内的影响力很大……另外，他对我党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非常仰慕。他可能是参考润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另一位叫武元甲的同志一道合著了《农民问题》，还在通讯中表示，打算给自己改名为井冈。”

　　见文济民说罢，李大钊微微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说道：“这位同志……还是有些太冲动了啊！不过，有这些同志在，我们后续对越南共产党施加影响就有了抓手……只是从邓春区同志的经历来看，还是要特地提醒他们，注意在敌后工作的安全问题，避免被法国殖民当局给抓了去。那可是对越南革命的重大损失！”

　　“我会提醒他们的。”文济民点点头。

　　1930年5月15日。

　　伦敦，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

　　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摘下眼镜，疲惫的目光扫过围坐在红木长桌旁的阁僚们。窗外阴沉的天空与室内压抑的沉默相映，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走廊里打字机单调的咔嗒声。

　　“先生们，”首相麦克唐纳的声音沙哑而低沉，“今天我们必须直面大英帝国自布尔战争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印度在燃烧，巴勒斯坦在沸腾，而我们的国库比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忏悔室还要干净。”他敲了敲桌上堆叠的密电，纸张边缘因频繁翻阅已微微卷曲。

　　殖民地大臣西德尼·韦伯（帕斯菲尔德勋爵）率先起身，灰白的胡须因急促的呼吸而颤动：“吉大港的印度共和军控制了港口三天，白沙瓦的起义者甚至用英印军的步枪武装了自己！更糟的是——”他抽出一份加尔各答发来的急电，“绍拉普尔的工人烧毁了纺织厂经理的宅邸，现在他们已经占领市政厅，甚至在里面挂上了列宁的画像！”

　　陆军大臣阿尔弗雷德·蒙德的手掌重重拍在桌上，用郑重而严肃的目光扫视众人：“必须立刻从缅甸调回廓尔喀营！如果放任这些暴民在印度建立苏维埃，整个次大陆都会脱离掌控，这将是让乔治陛下皇冠上的明珠蒙尘的巨大灾难！”

　　“但在上次的调兵之后，在缅甸密支那就只剩下了警察部队，”印度事务大臣斯坦利·鲍德温闻言不由眉头紧锁，冷冷插话：“就在上周，克钦山区的探矿队刚遭遇伏击，我们连缅北商道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继续从缅甸抽兵？还不如直接给仰光的民族主义者递上独立宣言！”

　　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嗤笑一声，显然对二者的意见都不以为意。他将预算草案推到了桌心，面色不善的说道：“先生们，镇压印度叛乱需要至少五个旅的兵力——而财政部连给本土失业工人发面包的钱都快挤不出来了。”他指尖划过赤字栏猩红的数字，“另外……诸位绅士，去年南京的蒋介石政权买光我们的库存武器时，你们可没人反对那笔横财！”

　　会议室陡然寂静。

　　首相麦克唐纳揉了揉眉心，却也无法去苛责财政大臣——正是那笔大额的紧急军售抽空了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武器弹药存储，让大量英印军在如今只能靠刺刀和警棍镇压暴动。从结果上来说，印度的暴动能够闹得如此之大，还多亏了列位上任之后迫切寻求成绩的大臣和老蒋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