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暴君：从拯救魏忠贤开始 第203节

　　顾炎武只觉得脑中一声巨响，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这不就是上次在琉璃厂的酒楼里，与他高谈阔论，激辩物理，畅想未来的“朱兄”的声音吗？！

　　他猛地抬起头，不顾君前失仪的风险，死死地盯着丹陛上的那个人。

　　随着天子走下几步，光线变化，那张年轻而又坚毅的面容，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

　　眉宇间的英气，嘴角那抹熟悉的、带着一丝玩世不恭又深邃无比的微笑，不是“朱兄”，又是谁？！

　　朱兄……朱……大明国姓！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顾炎武的身体开始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词汇如此古怪，为什么那些思想如此超前，为什么他会对民生疾苦、军工器械了如指掌！因为他根本不是什么世家子弟，他就是当今天子，大明朝的皇帝朱由检！

　　一时间，恐惧、震惊、狂喜、惶惑……无数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冲击着他的内心。他想起了自己曾在酒桌上与“朱兄”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着桌子说他“异想天开”，这……这可是欺君之罪啊！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与荣幸。他何其有幸，竟能与当今天子以布衣之交，探讨天地至理！

　　就在他心神激荡之际，朱由检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仿佛不经意地，在他身上停顿了片刻，嘴角微微上扬。

　　“朕今日来，不为考较经义，只为探求真理。朕有两问，愿与诸君共探之。”

　　“第一问：一铁球，一木球，两者大小相同，重量不同。让它们从同一高塔之上，同时自由落下。问：何者先落地？为什么？”

　　这个问题，如同黄钟大吕，再次重重敲在顾炎武的心上。这不就是他与“朱兄”第一次见面时，朱兄对他提出的问题吗？当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铁球先落”，却被朱兄用一番“若将二者绑在一起，是更快还是更慢”的悖论问得哑口无言。

　　此刻，天子当着所有考生的面，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不是在考试，这是在对他，对所有人，进行一场思想的启蒙！

　　“再问，”朱由检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引导人深入思考的魔力，“若将此铁球，置于一光滑斜面顶端，令其滚下。问：其滚落的速度，是均匀不变的，还是不断变化的？若是变化的，此变化本身，是有规律的，还是毫无规律的？请你设计一个简单易行的实验，来证明你的观点。”

　　顾炎武的呼吸彻底屏住了。这个实验，正是那日他们分别时，朱兄留给他的“课业”。他回去后苦思冥想了数日，终于构思出了一个方案，只恨无缘再见“朱兄”，无法当面请教。

　　没想到，今日，在这皇极殿前，在这万众瞩目之下，天子竟亲自向他“收课业”了。

　　他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巧合。从琉璃厂的相遇，到这场石破天惊的恩科，都是这位年轻帝王精心布下的局。他要的，不仅仅是答案，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敢于质疑、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

　　他不再有任何犹豫和恐惧。他向前一步，躬身一拜，朗声道：“臣顾炎武，斗胆一答。”

　　朱由检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一丝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笑意：“讲。”

　　“回陛下，”顾炎武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直视着曾经的“朱兄”，今日的天子，“关于第一问，臣以为，若无气之阻碍，二者当同时落地！其背后之理，或为万物坠地之势，与自身之轻重无关！”

　　此言一出，满场皆惊。同时落地？这简直是颠覆常识！

　　朱由检不置可否，只是示意他继续。

　　顾炎武深吸一口气，接着道：“至于第二问，铁球滚落，其速非是均匀，乃是不断加快。此变化，臣以为，必有规律！欲证其律，需制一实验……”

　　他将自己苦思冥想数日的铜铃实验方案，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了出来。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自信与激情，因为他知道，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丹陛上的那个人都能听懂。

　　当他的话音落下，整个广场一片寂静。

　　丹陛之上，朱由检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他要的不是一个只会背书的腐儒，而是一个真正拥有探索精神、敢于质疑、勤于动手的实干家！一个能理解他思想，并能将其付诸实践的开拓者！

　　“好！好一个‘必有定数比例’！”朱由检抚掌大笑，声音洪亮，“顾炎武，你的答案，朕很满意。”

　　他转过身，对着所有考生，声音洪亮如钟：“今日之考，诸生皆已尽力。但朕要尔等记住，‘实学’二字，重在‘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朕要的，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却对民生疾苦视而不见的伪君子。朕要的，是能为朕分忧，为万民解难的真栋梁！是能让大明的工坊机械轰鸣，让大明的田野五谷丰登，让大明的战舰纵横四海的开拓者！”

　　“从今日起，凡实学科考中优异者，无论出身，皆可破格录用！”

第182章 米粒问题

　　贡院的清晨，寒气比前一日工科开考时还要砭人肌骨。天色是那种沉闷的铅灰色，仿佛一口巨大的铁锅倒扣在北京城上空。徐子轩紧了紧身上的棉袍，口中呵出的白气迅速凝结成细小的冰晶，又随风飘散。他站在等待入场的长队里，周围尽是和他一样的读书人，只是今日的气氛，与昨日截然不同。

　　昨日工科考毕，整个京城的士林舆论几乎炸开了锅。那些题目，对于绝大多数皓首穷经的学子而言，不啻于天书。许多人交了白卷，更多的人则是胡乱画了些鬼画符，出来后便捶胸顿足，大骂朝廷“不尊圣贤，专尚淫技”，将此次恩科斥为“工匠之选，辱没斯文”。

　　然而，徐子轩却从这片喧嚣的咒骂声中，嗅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气息——变革。一种决绝的、不容置疑的、从紫禁城最深处喷薄而出的变革气息。这让他本已在江南沉寂多年的心，重新燃起了火焰。

　　他不是传统的士人。顾家在松江府也曾是薄有田产的耕读世家，奈何天灾人祸，家道中落，到了他这一代，不得不涉足商贾之事以糊口。商海浮沉，让他见识了太多账本里的乾坤，也让他对数字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更幸运的是，他年轻时曾拜过一位被罢官归乡的户部老主事为师。那位姓计的老先生，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却对算学一道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他教给徐子轩的，不是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而是田亩清丈的鱼鳞册法，是漕运损耗的仓储算法，是开中法下盐引与粮草的复杂换算。

　　在计先生口中，算学不是“小道”，而是经世济民的“大学问”。“子轩啊，”老先生曾捻着稀疏的胡须，指着一本厚厚的账册对他说，“这上面每一个数字的跳动，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悲欢离合，是一个县的兴衰荣辱，甚至是一个王朝的国运脉搏。读懂了它，你才能真正读懂这天下。”

　　这些年，徐子轩一直将恩师的教诲奉为圭臬。他一边打理着家族小小的绸缎生意，一边将《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孙子算经》等古算经典研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还从一个西洋传教士那里，接触到了一些被称为“代数”与“几何”的奇特符号与逻辑。他将这些知识，都用在了自家的生意上，精算成本，预测行情，倒也让日渐式微的家业有了几分起色。只是，他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这些屠龙之技，用在区区几十匹绸缎的买卖上，未免太过可惜。

　　直到崇祯元年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恩科。当“工科”与“算学科”赫然出现在告示上时，徐子轩知道，他的机会来了。那个端坐在龙椅上的年轻天子，要的不是满口之乎者也的腐儒，而是能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算出一条生路的实干之才！

　　“开门——”

　　沉重的贡院大门在吱呀声中缓缓打开，人流开始涌动。搜检、唱名、引入号舍。徐子轩熟练地走完流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是一个狭小的隔间，仅能容身，一张木板既是桌案也是床铺。他坐下，从考篮里取出笔墨纸砚、一小块墨、几张充饥的干饼和一壶凉水。关上号舍的门，外界的喧嚣便被隔绝开来。

　　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让他的头脑愈发清醒。他开始默念计先生教他的静心口诀，将所有的紧张与杂念，都缓缓沉淀下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是发卷的官差。

　　试卷从门上的小窗递了进来。很薄，只有一张纸，正反两面。徐子轩的心跳微微加速，他郑重地将试卷在桌上铺平，目光落在了纸上。

　　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

　　纸上的字迹，工整严谨，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而上面的题目，却让他这个自诩对算学颇有心得的人，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他首先看到的，是“应用”部分的第一题。

　　“我大明推行一条鞭法新政……今有江南一府，下辖五县……征收总额为白银一百万两之税赋，并要求各县税负之‘痛苦指数’大致相当……请你作为该府户房主事，制定一套详细的征税方案……”

　　徐子轩的呼吸猛地一滞，眼睛死死地盯着“痛苦指数”这四个字。这绝不是任何一本算学经典里会出现的词汇！这背后蕴含的，是一种他从未接触过，却又瞬间能领会的深刻思想——税赋，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它关乎着百姓的切身感受，关乎着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他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计先生当年痛心疾首的模样。老先生曾说，大明朝的税赋，最大的弊病就在于“苦乐不均”。官绅优免，豪强隐田，所有的负担都压在最贫苦的自耕农身上。黄册紊乱，鱼鳞册成了一本烂账，朝廷征税如同盲人摸象，只能按几十年前的旧额往下摊派，结果便是富者田连阡陌而纳税不过九牛一毛，贫者立锥之地却被逼得卖儿鬻女。

　　而眼前这道题，分明就是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皇帝，或者说拟定这道题的朝中大臣，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除法，而是一个能够衡量各县真实财富与负担能力的综合模型！

　　徐子轩的血液开始沸腾。这道题，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这些年辗转商海，走遍江南，对各地的物产、民情了如指掌。甲县的桑田水田，乙县的茶山，丙县的盐场渔港，丁县的商税，戊县的瘠地……这些冰冷的描述在他眼中，立刻化作了一幅幅生动的图景。

　　他迅速拿起笔，在一张草稿纸上开始构建他的模型。

　　“一，确定各县田亩、人口、物产的折算银两标准。”

　　这便是核心，是“加权”。他沉吟片刻，提笔写下：

　　“欲求公平，必先定权。权者，衡量万物之准绳也。今以‘银本位’为基，将各县之产出，皆折算为‘标准税银单位’。”

　　他决定以上等水田一亩年产之价值，作为一单位“标准税银”。

　　“甲县：上等水田八十万亩，记八十万单位。桑田一亩之利，倍于水田，记四十万单位。人口三十万，此为负担，非产出。然人口众多，消费亦盛，可视为商业潜力。暂不计入，于税率上微调。”

　　“乙县：茶园五十万亩。茶之利，视品级而定。今取中值，以三亩茶园之利，抵一亩上田，记约十七万单位。人口十五万，多为茶农，生计系于茶价，抗风险能力弱。”

　　“丙县：盐田十万亩。盐乃国之专卖，其利远非农田可比。一亩盐田之利，可抵十亩上田。记一百万单位。渔民五万户，以船为业，以海为田，其税当以渔获抽分，难以计亩。然其消费能力与财富，远超农户，可估算为二十万单位。”

　　“丁县：商铺林立，市舶税银每年五万两。此为纯利，可直接计入。然市舶税仅为商税之冰山一角。一府要冲，其商业流转之银两，何止百万？此五万两仅为官税，民间之富，不可估量。以官税反推，其商业总价值至少十倍于此，记五十万单位。”

　　“戊县：地瘠民贫，多为旱田，仅能糊口。旱田之产，不及水田三成。此地百姓，生存已是极限，若再加重税，必致民变。其税负单位，当为负数，或以极低权重计算。”

　　徐子轩的笔尖在纸上飞快地划过，一行行分析，一个个数字，清晰地罗列出来。他没有立刻去计算总和，而是反复推敲着每一个权重。桑田的价值真的两倍于水田吗？不同年景下会不会有波动？茶园的估值是不是太低了？丁县的商业价值，仅仅是市舶税的十倍吗？会不会太保守了？

　　他想起了计先生的话：“算学之道，最忌想当然。一数之差，谬以千里。你拟的每一个数字，都要有你的道理。”

　　于是，他又在旁边加了备注：此为初步估算，实际操作中，需派遣专员，对各县各类物产，进行为期三年的产值抽样调查，方能得出精确权重。另，人口因素，当设立‘人均负担阈值’，凡人均产出低于此阈值之县，当予以税收减免，甚至财政补贴。此乃‘痛苦指数’之核心所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将权重体系搭建完毕，他才开始计算各县应分摊的税额。将各县的“标准税银单位”相加，得出一个总数，再用一百万两的总税额，按比例分配下去。丙县和丁县，这两个看似不起眼，实则财富集中的地方，承担了最大头的税负。而贫瘠的戊县，他大笔一挥，不仅分文不取，还在方案中建议，从总税收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对戊县的“转移支付”，用于兴修水利，改良土壤。

　　“三，说明你这套方案的‘公平性’体现在何处。”

　　徐子轩深吸一口气，开始奋笔疾书。他写的不是枯燥的条陈，而是一篇气势磅礴的短论。他论述了“计亩征银”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指出现有的“一刀切”政策，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他的这套“加权折算，按能纳税”的方案，核心在于“精准”二字。它承认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力求将税收的压力，施加在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的肩膀上。

　　“……故此法之公平，非平均之平，乃权责之平。富县多贡献，是其力之所及，亦是其责之所归。贫县得反哺，非朝廷之恩赐，乃固本之良策。如此，则财源广进而不伤民本，国库充盈而天下安定，方可谓长治久安之道也！”

　　写完最后一个字，徐子轩只觉得胸中一股豪气喷薄而出。他仿佛不是在答题，而是在向皇帝上奏一道万言策。这道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算学的范畴，它是一道治国安邦的经济大题！

　　他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看向第二题。

　　“大明皇家振兴银行，有储户张三……存入白银一百两，年利为一分……复利……问：至崇祯五年正月初一，张三可连本带利，取出白银多少？……若十年后，本利合计达到三百两……当初至少应存入多少银两？”

　　徐子轩的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复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利滚利”。这对于寻常书生来说，或许有些绕，但对于他这个算过无数遍驴打滚高利贷账目的“商人”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

　　他迅速在草稿纸上演算起来。

　　第一问：本金一百两，年利一分，存期三年。

　　“崇祯三年初一，本息合计：以本金一百两，加其一分之利十两，得一百一十两。”

　　“崇祯四年初一，新本一百一十两，加其一分之利一十一两，得一百二十一两。”

　　“崇祯五年初一，新本一百二十一两，加其一分之利一十二两一钱，共得一百三十三两一钱。”

　　他将答案工整写下：“至崇祯五年正月初一，张三可连本带利，取出白银一百三十三两一钱正。”

　　第二问是逆推。他沉吟道：“此乃逆推之法。设初存之本金为‘元’。十年之后，本利和三百两，乃‘元’乘以‘一加一分之利’，连乘十次之积。欲求‘元’，则需以三百两，除以‘一加一分之利’之十次连乘积。”

　　‘一加一分之利’的十次连乘积是多少？这需要一点计算。徐子轩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一又一分’自乘，得‘一又二分一厘’。再自乘，得‘一又四分六厘四毫一’……”他没有用这种笨办法，而是使用了近似估算的技巧，结合心算，很快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其积约二又五分九厘。”

　　“故本金‘元’，约等于三百两除以二又五分九厘。”他仔细地用筹算之法进行除法，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一百一十五两八钱三分有奇。

　　他写下答案：“当初至少应存入一百一十五两八钱三分。”

　　做完这道题，他不禁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皇帝，又多了一份敬佩。将复利的概念，堂而皇之地放入国家选官的考题之中，这说明皇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金融，或者说“资本”，将是未来大明国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力量。他要选拔的，是懂得如何运用这股力量，而不是被它吞噬的官员。

　　接下来，是“义理”部分。

　　“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鸡雏三，值钱一。今有百钱，欲买百鸡，问翁、母、雏各几何？”

　　百鸡问题！徐子轩精神一振。这是《张丘建算经》里的经典题目，计先生曾让他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找出所有的解。这道题考的不是计算的难度，而是思维的条理性和穷举的耐心。

　　他提笔写下解题思路：“设购鸡翁、鸡母、鸡雏各若干只。其一，翁、母、雏三者之数相加，合为百数。其二，以翁数乘以五，母数乘以三，雏数除以三，三者之价相加，亦合为百钱。”

　　“为便于计算，将价钱之式各项皆乘以三，得：十五倍翁数，加九倍母数，加一倍雏数，合为三百钱。以此式减去鸡数之式（翁数、母数、雏数之和为一百），可消去雏数。得：十四倍翁数加八倍母数，等于二百。左右各减半之，得：七倍翁数加四倍母数，恰为一百。”

　　这是一个不定方程，解法在于试算。

　　他有条不紊地开始推演。

　　“若不买鸡翁，则四倍母数等于一百，母数为二十五，雏则为七十五。此为一解。”

　　“若翁数为一、二、三，皆无整数之解。”

　　“若翁数为四，则七乘其四得二十八。一百减二十八，余七十二。此为四倍母数之价，故母数为一十八。百鸡减去翁四、母一十八，则雏数为七十八。此为二解。”

　　他像一个严谨的工匠，不急不躁，将翁数的可能值一一带入，最终找出了所有的整数解：解一：翁零，母二十五，雏七十五。解二：翁四，母一十八，雏七十八。解三：翁八，母一十一，雏八十一。解四：翁十二，母四，雏八十四。

　　他将四个解方案工工整整地抄录在试卷上，每一个解都验算了一遍，确保无误。

　　第二道义理题，是“孙子问题”。

　　“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徐子轩的眼中，闪过一道精光。如果说前面的题，都还在“术”的层面，那么这道题，已经触及到了“道”的边缘。这是后世“中国剩余定理”的源头，是数论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